郑永年：市场经济与广东的改革开放（3）

尽管经济、行政和社会方面的改革各自具有自己的内容，但是既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也不能互相取代。这些改革的意义都已经超越了它们各自的领域，而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无论成败，广东的改革都会关系到国家的未来。

二、市场经济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直被视为成功的经济改革模式。不过，和中国其他地区相比，近年来广东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光从GDP的总量看问题是看不到问题的本质的。中国一些地方近年来通过政府的大力干预和动员，例如大力引入庞大的国有企业，经济增长很快，但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从世界经济历史经验看，市场导向的经济发展远比政府动员式经济具有可持续性。广东成功与否，不在于广东是否创造了更大的GDP，而在于是否创造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如果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阶段。珠江三角洲是最先开始发展的，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对广东的发展，中央政府主要是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广东的发展因此比较依赖于外资，也就是开放政策。长江三角洲是第二个阶段，发生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主要是中等企业为主，其主要动力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资。因为是后来者，长江三角洲产业的技术水平要比珠江三角洲高。第三阶段就是京、津、冀区域的发展。这一波的发展主要动力是大型企业。这一地区，现在已经变成大型国有企业的集中地。外资也不少，但不占主要地位。除了这三个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部也都有发展，但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这三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区域优势。广东所面临的压力是显然的。下一步如何走？产业转型和升级是唯一的道路。

珠江三角洲生产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依赖的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个模式的劣势已经显现，例如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已经很高，加上环保等问题，如果不能转型，这个模式不可持续。

政府必须在产业转型或者升级过程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亚洲“四小龙”学到很多经验。亚洲“四小龙”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已经有多次的产业升级。新加坡差不多每隔十来年就有一次产业升级。任何经济体的产业升级不容易，但必须要有产业升级的意识和概念，没有这个意识和概念就不会有升级，或者升级时间漫长。在先发展国家，主要是北美和欧洲，产业的升级主要是市场主导的，政府很少干预，因此他们的产业升级过程非常缓慢。

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情况就很不相同。这些经济体在短短数十年里走完了西方二百多年所走的路。用新加坡李光耀先生的话说，就是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人们因此称这些经济体为东亚奇迹。这些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积极作用。在学术界，这些经济体的政府被称为“发展型政府”，就是说，经济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取得的。不过，应当说明的是，政府主导并不是说市场就不重要了。这些经济体是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相结合的产物。在产业升级方面，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经济体，政府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政府通过各种产业政策来引导企业的发展，帮助企业提升技术。在西方，政府的作用仅仅是防止市场的失败。

而在东亚，政府的作用远不止这样，政府不仅帮助企业应付市场的挑战，而且帮助企业走到市场的前列。政府作用的变化也决定了今天这些经济体的表现。日本在上世纪末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政府的作用急剧减退。一方面是因为其民主政治已经不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正如西方其他国家一样；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经济运作模式的主动西方化，也就是抛弃了自己一些好的实践，例如企业界的终生雇佣制、政府的产业政策等。台湾地区因为民主化运动，从前蒋经国时代建立的一套有效的经济发展制度遭削弱，政府官员更是因为政治泛滥而把大量的精力用于民主政治运动，结果导致经济进步缓慢。

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人均GDP差不多，但现在台湾地区人均GDP已经不到新加坡的一半。直到最近几年，国民党重新执政，政府才又开始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韩国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政府帮助下，企业渡过了难关。之后，政府克服社会的阻力，努力促成产业的转型，使得韩国的经济仍然保持很快的发展。新加坡更是这样。和其他经济体不同，新加坡有一个庞大的“国有企业”，在其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同时，新加坡政府在推行“国有企业”市场化方面也不遗余力，非常彻底。“国有企业”所拥有的劳动生产力、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并不比西方企业差，甚至超越了西方企业。新加坡官员尤其是经济官员密切关注着国际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一直在思考着新加坡如何保持产业上的优势。这种意识很难在西方国家见到。不过，政府官员不能异想天开，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必须经得住市场的考验。市场的考验是防止政府犯错的最有效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