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市场经济与广东的改革开放（2）

广东的市场经济经验对中国国内的发展更为重要。市场经济要不要走下去？能够走下去吗？如何走？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其实答案并不清楚，甚至没有答案。在西方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时期，更多的人对市场经济开始抱怀疑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继亚洲“四小龙”之后，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人们不想看到或者原先没有预想到的负面结果，例如官员腐败、收入差异扩大、社会分化、道德衰落、环境恶化等等。一些人于是把所有这些后果和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联系起来。最近这些年，至少在社会领域，在知识界，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观念有很大的改变。在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思想比较统一，一致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但现在有些人开始质疑市场经济，怀念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

广东可以说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中国的农村改革首先发生在四川和安徽，但大规模的城市工业改革开始在沿海经济特区，主要在广东。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结束“阶级斗争”，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里程碑。在整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了各方面的努力，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很多人思想不能解放，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反反复复，直到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讲话”，改革的方向才得以明确。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是发展经济的有效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根据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它写入党章和宪法，并宣布这是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的确立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改革动力。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各方面的巨大变化都是在南方讲话之后发生的，广东的变化更不用说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不要走下去？能否走下去？如何走下去？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广东找到答案。广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广东的特殊地位是其他地方无法取代的。研究广东的市场经济不仅仅对广东的下一步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价值，甚至是主导性意义。

那么，如何看待广东的市场经济呢？很显然，在邓小平那里，在十四大报告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经济改革问题，而且也是中国的总体制度改革问题。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仅仅理解成为经济改革问题，并不是很科学。改革开放前，中国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也不光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行政和社会体制问题。马克思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就是说，经济制度决定国家制度的其他方面，包括政治制度。围绕着计划经济，中国当时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一样。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如果孤立地看市场经济，我们会看不到市场经济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其运作过程中的问题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全方位的体制改革。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会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在推进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很多问题并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来的，而是由于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改革（比如行政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体制的改革）的缺失所造成的。同时，也可以明了今后改革的方向。如果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改革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如何通过行政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了解如何通过市场经济为行政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提供经济基础。

结合广东已有的经验和正在推行的一些新政策，下面将从三大相关的领域来分析。一是经济方面围绕着“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问题。这关乎广东能否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扶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这里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二是行政体制的改革。对广东来说，行政体制改革有三大任务。首先是要建设一个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高效率政府。其次，在经济方面，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促成政府转变功能，减少行政空间，把权力归还给企业，政府本身从直接干预经济转型到规制型政府。广东一些地方（例如南海）的“政经分离”的改革就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再次，在社会方面，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建设“小政府”，为“大社会”提供制度基础。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关乎广东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是关联点。三是以建设“大社会”为目标的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是终极目标。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行政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为了建设一个好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好社会不仅需要充实的经济基础，而且也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规制。经济基础来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如果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那么好社会就没有经济基础。社会规制建设取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要把对社会的直接管制转型为对社会的规制，即法治基础之上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