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3）

整个气氛与国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中国使用推演法，打下一个非常扎实的根基；到美国，学会多注意新现象，由新现象归纳出理论。

中国教育哲学讲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就是说你得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与不知道的东西分清楚，不能够乱七八糟。有些东西你是知道的，有些东西你不知道，都要想得清清楚楚，这个才是真正的学习。这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很重要，有很大好处。

可是这种教育哲学也有很大坏处，事实上有许多知识不是这样学来的，比如一个小孩学讲话，并不是按部就班，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学会，他在一个不太清楚的时候，就弄出来。关于这一点，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渗透性学法，渗透性学法是中国传统不喜欢的。

事实上，很多东西第一次听不懂，第二次再听，还是不懂，可是就比第一次多懂了一点，等听到很多次以后，就忽然一下子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与西方教育哲学一个很大区别。我上学时就觉得西方学生没有把东西想清楚的习惯，可这并不阻止他们做出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是非常聪明的年轻人，用渗透方法吸取知识的能力很强。

芝加哥大学当时是非常成功的，研究气氛浓厚，有很多讨论会，多注重新现象，新方法，少注重书本上的知识。1948-1950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中，有4位获得诺贝尔奖，这与当时浓厚的学习气氛密切相关。

1971年我到中国参观访问，中国大学的课程是非常之深，有所谓“四大力学”（编者注：传统的《理论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统计物理》组成），每一名物理系学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学这四门理论课。四大力学当然重要，没人能否认它们是物理学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骷髅，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研究方向在“希望破灭”中清晰

一个人最好在研究开始的时候，进入一个新领域，到一个旧领域当然也可以，可是就像挖金矿一样，挖新矿容易出成果，如果一个地方人家已经挖了五年，要想再挖出新矿，就比较困难

1946年上半年，经过费米推荐，我成为泰勒（E•Teller，编者注：出生于匈牙利的美国理论物理学家，被誉为“氢弹之父”，2003年去世）的研究生。泰勒给我一个研究题目，几个星期以后，我给他看计算结果，泰勒觉得很好，还安排我做一个报告，大家的反应都非常好。泰勒说可以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可我觉得还不够好，总没写出来。

1946年秋天费米介绍我跟着艾里逊（Allison）教授做核物理实验。我在实验室做了差不多20个月的研究工作。1947年我曾经写信给黄昆，他那时候在英国读研究生，我的信中用了“希望破灭”。因为我在艾里逊实验室做得不成功，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我这人天生不是做实验物理的，动手不行，常常在实验闯祸，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回想起来，那一年我自己找了四个理论题目，第一个是昂萨格（Onsager，编者注：美国物理化学家，1976年去世）关于伊辛模型（Ising Model）的文章，这是当时有名的统计力学题目。第二个是布洛赫（Felix Bloch，编者注：瑞士物理学家，195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关于自旋波（Spin Wave）的文章，也是有名的统计力学题目。第三个题目是规范不变。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发展方向，但弄了几个礼拜无果而终。研究中找题目感到沮丧，是极普遍的现象，所有研究生差不多都有过一些沮丧。不过大家不要因为沮丧就觉得没有希望，不是你一个人，所有研究生都有这个问题。

前三个题目做来做去都没有结果，第四个题目是核反应中的角分布问题。这一问题与对称有密切关系，我就想到从吴大猷先生那学来的群论分析“物理规律旋转不变”的意义。1948年我得到结果就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泰勒很喜欢，主动来找我，他说文章很好，为什么不把它稍微变长一点，增加一点材料，可以接受这篇文章做我的博士论文。我决定接受泰勒建议的时候，如释重负。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半时间，自己找了四个题目，只有第四个有所发展，前三个费很大劲，没有结果。第四个题目是关于群论的，走到这个领域我非常兴奋，因为那时很少人对把“对称”用在核物理中感兴趣，我走进去了，所以很快占领一个新的领域。

我因此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一个人最好在研究开始的时候，进入一个新领域，到一个旧领域当然也可以，可是就像挖金矿一样，挖新矿容易出成果，如果一个地方人家已经挖了五年，要想再挖出新矿，就比较困难。

我在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就是与邓稼先的交往。邓稼先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低两班，后来在西南联大，他也是物理系，因为我跳了一级，所以他比我低了三班。我到美国后，没过几年他也来普渡大学读书。1949年夏天他从普渡大学到芝加哥，我与他、还有我弟弟租了一个公寓，住在一起。他第二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50年代带领28个刚刚获得学士学位的物理系年轻学生研究制造原子弹，对中国原子弹和氢弹发展作出绝对性贡献，成为“两弹元勋”。

为爱留在普林斯顿 开始学术最有成果的17年

我认为所有研究工作多多少少要经过三步曲：兴趣--准备工作--新的突破点

1948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留校教书。1949年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当时最红的理论物理题目是“重整化”，在普林斯顿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要去普林斯顿。

本来想在普林斯顿呆一年就回芝加哥大学，但在普林斯顿碰见了我以前高中教过的学生（编者注：杨振宁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任数学老师），叫杜致礼（编者注：1927年出生，其父杜聿明，系国民党高级将领），她当时在卫斯里学院，我们偶然看见就交了朋友（编者注：1949年圣诞节，两人在普林斯顿中餐馆“茶园餐厅”邂逅），俩人恋爱了。那时在恋爱，觉得不应该回到芝加哥，所以就留下来，一呆就是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