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为何对残酷的高利贷哑然失声（2）

若说经济学家们热衷于高利贷，那也是冤枉好人。据笔者观察，经济学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为高利贷张目，是因为他们认为农村或中小城镇金融市场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自由竞争：只要在国有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之外再产生一些民间商业性金融机构，通过竞争就可以解决农民或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其实，这种看法也是缺乏常识的。自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后，县域经济范围内金融机构并不缺乏竞争，国有银行之间常常为争取存款和大企业贷款客户打得不可开交。但面对大量中小企业和广大农户贷款难题，他们却普遍采取十分谨慎的政策，那是因为在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基础上的利率上浮空间不足以弥补金融风险。所以，连中国农业银行在县域范围内也收缩了很多营业网点。现在，经济学家们鼓吹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几乎无一不是要求政府放松利率管制，允许民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大大高于GDP增长率。但我们的经济学家不明白，高利贷本身就意味着贷款难，所以，用高利贷化解中小企业和农民贷款难题，无异于同义反复，无异于与虎谋皮。作为经济学家，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多年来宏观层面反复出现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现象，而县域范围内中小企业尤其是农民能够获得的货币资金供应却一直处于短缺状态？笔者早就指出过，高利贷只是现象，其背后的制度根源在于传统农村经济是个货币供应短缺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高利贷是重要的制度性特征。所以，化解中小企业尤其是农民贷款难题，不能继续搞高利贷，那是在重复旧制度。要从制度层面改造传统农村经济的货币供应短缺性质，让货币资金低成本、高效率地进入中小企业和农民生产经营领域。

其次是政府金融管理当局应当汗颜。

作为中国党政官员都知道，政府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首创这一理论的伟大历史功绩属于邓小平。邓小平早有名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政府金融管理当局也常常以这句名言为本部门的重要性作注脚。改革开放后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尤其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这届中央领导集体一再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是现阶段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千方百计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但是，金融管理当局掌控的流动性大量过剩，M2一增再增，真正流进农民和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领域的货币资金又有多少呢？

若说政府金融管理当局不想解决农民和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题，那也冤枉好人，他们也确实处心积虑地想了好多办法。比如把新中国成立后由农民集资入股成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成农村商业银行，成立经营运作更为灵活的村镇银行，等等，总之，基本改革方向是在农村和中小城镇金融市场彻底推行自由竞争体制，甚至不惜让高利贷死灰复燃。中共党史告诉我们一个经验数据：一项政策或一个体制正确与否，就看它能否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大见成效。所谓见成效，就是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他们所衷心拥护。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中小企业和农户拥护的金融体制和政策是什么样子？那就是贷款数量要足、利息要低、手续要简便，而且向他们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不仅要把风险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还要赢利。这个要求高吗？不高！要发展现代农业，让全国人民吃得饱吃得好，让中小企业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只能实行这样的金融体制和政策。

如果金融管理当局认为笔者的上述观点没有道理，尽可以批评。如果认为应当这样做却不知怎样做，笔者建议向邓小平学习。当年邓小平复出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中国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也就是市场供应严重短缺，几亿人口温饱不得。如何彻底解决短缺问题？包括邓小平在内，中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并不是胸有成竹。但邓小平虚心向没有短缺之虞的发达国家学习，出访了日本、美国和新加坡，访美期间还暗访了华尔街。眼见的事实让他坚信：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解决短缺问题，让市场丰富起来。

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和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最值得借鉴的国际经验在日本和韩国，我国台湾省搞得也很好，或者说他们的经验基本一致：对于非农产业的中小企业，创办中小企业银行；农业金融则以合作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相互配合解决问题。这其中的道理，那些迷信农村金融市场搞自由竞争的人们还不太明白。但只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虚心向成功者学习，其中的道理也不难理解。比如，都说给农户贷款成本高、风险大。但日本人早在一百年前就利用合作金融机制把我们所苦恼的问题化解于无形之中。在当下的中国，也不难找这样的个案，只是缺乏认真的总结与推广罢了。

（作者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