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杨：民主为何治不了印度腐败？（2）

不过印度“三公消费”不严重，腐败的深度比不上腐败的广度

印度政府对使用公车有严格的规定，只有内阁部长、文官中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常务副部长)、辅秘(部长助理)和少数联秘(相当于正局长)等以上级别的官员可以配备政府专车。除了少数重要的联秘因公配备专车外，其他联秘办理公务都是临时要车，有时是两个联秘共用一辆车。联秘以下的各级官员原则上一律不配车。

而在印度的官场中也没有“公款吃喝”的“文化”，甚至没有什么机关食堂。

从公费旅游来说，根据印度规定，如果官员想要出国学习深造的话，那得自己掏腰包。根据1998年的文件，只有内阁部长、国务秘书这样级别的人才能坐头等舱。辅秘和联秘也只能坐商务舱或者经济舱，其它官员一律坐经济舱。而刚刚过去的5月，印度为了紧缩银根，又规定，只有确实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必要的官员出行才能被允许，并且也要乘坐经济舱。同时，政府部长花大钱出国参加研讨会和学习考察也将被禁止，部长在国内出差只能乘坐经济舱。不过印度的公费出差也有钻空子的，印度《教徒报》5月21日发文讽刺称，一个农村印度人每天只花22.5卢比，在印度规划委员会看来，这人不算是穷人，而该委员会的副手去年5月到10月之间的出国游每天平均花费20万卢比。

那么，方方面面都腐败的印度到底有多少见不得光的钱呢?有一个数字可以做参考。据非营利组织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在2010年11月的报告中估算，从1948年到2008年，印度的非法转移资金(包括贪污、逃税等的“黑钱”)为4620亿美元。而该组织还有另一个报告——《2001到2009年“非法转移资金最多的10个国家”》。这个报告中没有印度，前三甲为：中国，2.74万亿美元;墨西哥，5040亿美元;俄罗斯，5010亿美元。该组织的报告是由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的高级财务人员所作，因此，有参考价值。

二、民主为何治不了印度的腐败?

一般认为民主带来的监督、问责、制衡机制能克制腐败

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可以被用来抑制腐败。通过公民和政治对手对腐败问题的攻击， 以及公众听证和选举等手段， 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可以将腐败行为公之于众。还有人认为， 民主的优势在于横向问责，具体包括独立司法、制约与平衡效应、新闻自由、社会舆论和制裁等各种手段。

但是，在民主国家印度，好像选举、司法独立等因素并没有能有效地克制住腐败。

从司法看，印度的司法独立只体现在最高法院，并且司法体制很不顺畅

印度的确是秉承着司法独立这项原则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可以判驱赶小贩的“城管”违宪。不过，在基层和中层，印度的司法系统非常腐败，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都经常索贿。印度电视台的记者曾经做过一个可笑的实验。记者给了印度古查拉得邦高等法院法官巴特4万卢比(约850美元)，这位法官立即签发了对印度总统卡拉姆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卡尔等4位政界人物的逮捕令。他只是觉得名字很熟，却没多想。

当然，印度最高法院也有大法官受贿的丑闻，只是相对而言很少。

印度司法系统除了腐败而外，办事还非常地低效率。腐败诉讼过程复杂，进展缓慢，让许多不法分子直接钻了法律漏洞。

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印度的司法体系并非完全照搬英国。当初，英国殖民者想要把程序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引进到印度法庭，结果和印度本土价值观冲突，印度官员们非但不用法庭去妥善解决争端，反而加剧了争执。结果造成印度的司法和法治不调和。在印度诉讼是件痛苦事，一个案件被分成许许多多小的节点，反反复复。也有学者认为，圣雄甘地创造的反抗模式造成印度排斥任何形式的权威，政府不守法，连政府自己都是一身“无法无天”的习气。

司法体制的不顺畅也是受到法律体系不完善的影响。在印度，竟然没有一部对告发腐败的告密者的保护的法律。结果2003和2005年都有告密者被暗杀。而印度一些法律完全就是过时的。

从政党之间的监督制衡来看，印度政党其实沆瀣一气，大家都沾染了腐败

事实上，印度电信部长拉贾的受贿丑闻在2008年就被引爆，但是印度总理辛格拖了十多个月才有反应，颇有庇护之嫌。这是因为拉贾是印度平等党的一员，该党是国大党的有力同盟。而平等党原来是国大党的对手人民党的同盟。可见，印度政坛倒戈很常见。

那么，反对党会自然来形成监督制衡吗?也不能，因为反对党自身也不“干净”，他们为了竞选也都接受了“政治献金”。国大党的主要对手人民党也曾经连党主席都陷入过腐败丑闻。如果“天下乌鸦一般黑”，政治精英之间就不会再互相揭短，而是心照不宣甚或互相掩饰，政治竞争也就无益于腐败治理。

当然，这并不是民主选举的问题，而是选举制度的规范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