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心文：周恩来谈怎样学习毛泽东（2）

因此，周恩来认为：“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周恩来特别强调：毛泽东的高明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历史发展来看，他的成长也有一个过程。比如，他出身于封建社会的农民家庭，小时候曾经迷信过，喜欢读旧书、古书，研究问题时开始也只注重一个方面。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从毛泽东的成长历程可以看出，人是可以变化的：落后可以变为先进；旧观念可以变为新观念；片面认识可以变为全面认识。关键是要像毛泽东那样重视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讲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要变得像毛泽东那样高明，就要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和中国人民，在不断吸取经验教训中成长。

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恩来谈怎样学习毛泽东，虽然以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和旗帜为前提，但始终没有把毛泽东神化，相反却在打破普通人对伟人容易有的迷信和神秘感，以亲切诚恳的语言，向青年们展现了毛泽东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成长为一位伟人的历史过程，也说明了对待影响历史进程的伟人所应采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伟人可学，这是周恩来以学习毛泽东为例向我们揭示的深刻道理，到今天也仍然适用。

二、学习毛泽东，“不仅要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政策、策略”，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

那么，怎样学习毛泽东呢？周恩来指出：毛泽东有两点特别值得大家学习，一是坚持方向，一是实现方向。所谓方向就是真理，坚持方向就是坚持真理；实现方向，就是使原则具体化。也就是周恩来所说的：“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

从毛泽东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始终坚持了这一特点。比如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同盟军，必须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这是方向问题；怎样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如何把方向具体化的问题。再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同时又针对蒋介石的两面性提出“有团结有斗争”的策略，针对因蒋介石的干扰，统一战线既无共同纲领又无组织形式作保障的情况，提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正是有了这些具体政策和策略，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才能发展壮大，并取得最后胜利。同毛泽东一起经历过那些岁月的周恩来对此深有体会，由衷地感慨：“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这样才能有今天的胜利。”正因为如此，他提出：“学习毛泽东，不仅要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政策、策略，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深入实际。”

周恩来还总结了毛泽东如何将正确的方向、原则、真理转换成实际力量的办法，就是做深入的说服工作，使人们能接受这个真理。他说：“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所接受，变成了力量。”

周恩来本人就十分重视理论同实际结合，同时还特别善于做说服工作。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后，关于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民族政策，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的问题，党内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绝大多数都认同李维汉首先提出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而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而详尽的理论阐述的正是周恩来。他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指出：“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这些阐释得到新政协代表的认同，写进了《共同纲领》。他多次向人们说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中国各民族多数是杂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响，一个民族完全聚居在一个地方的比较少。历史发展没有给我们造成建立当时苏联那样的民族共和国的条件，而给我们造成了适宜于民族合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条件。一个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区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几乎都成了相当的自治单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因此他总结说：“我们是根据中国民族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采取了最适当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不采取民族共和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