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

2011年12月27日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经验看，“二战”后许多国家经过努力，都先后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是，由于大多数国家在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这一上限，导致这些国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即“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国家实现成功转型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96美元，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标准衡量，中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经济无疑还会增长，但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要看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

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已经形成全民共识。但是，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从体制、政策等方面，都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形成了极大的掣肘，不消除这些掣肘因素，中国恐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无可置疑，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是国际公认的实现了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尼、菲律宾、泰国、南非等国家就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究其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和体制变革，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未能适应向高收入社会迈进的要求。

结构转型的国际压力

中国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转型是十分成功的。在低收入阶段，中国利用劳动力富裕、工资成本低的优势，积极吸引外资，以出口为导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基本消除了“双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当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中国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剩余和外汇剩余。

这一时期，中国利用“双剩余”促进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方面转换，能源原材料采掘、电力燃气生产、石油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制品、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通讯设备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得到快速发展。

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中国储蓄率的大幅度上升、投资率的迅速提高、净出口率的不断增加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有力地支持了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方向的转换。

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必须打破原有增长机制的锁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社会结构转型，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社会结构转型，既面临着空前的国际压力，又面临着较难克服的国内体制和政策困境。

从国际压力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迫使中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世界金融危机之前，在世界供求格局和产业分工体系中，存在三种类型经济：一是以美欧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消费型国家；二是以中印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三是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

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靠金融扩张来支持赤字消费，它们出口高科技产品，然后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居民储蓄率低，依靠信贷消费。

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大于国内需求，生产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依赖出口。

但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原有供求关系被破，去杠杆化使得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政府缩减财政支出，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由此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下降，这给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因为，中国配置了太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能，生产了太多发达国家现在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由此加大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压力。

另外，全球市场还在发生另外两个深度变化。

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为了重塑国家优势，纷纷实行再工业化，各国正在采取战略措施，大力支持本国发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产业，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比如美国在2010年3月提出未来五年要将出口翻一番的专门战略，为此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增加高端产品出口。这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会形成“高端挤压”效应。

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它们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

目前，在美欧国家市场上，到处是“MadeinChina”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正在打入这些市场。

新兴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

这种变化，对中国是一个严峻挑战，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受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挤出”效应挑战。

国内转型面临的困境

面对美欧国家高端产业“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挤出”效应，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遇到了空前挑战。

可供中国选择的有两条战略途径：一是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培育有活力的国内消费市场；二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化，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型的产业结构。从这两条途径看，中国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困境。

先从需求结构看，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关键是要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培育和构建中等收入群体，以此形成“消费型社会”。

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就必须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降低政府、企业和高收入者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比重。但多年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成长、不利于扩大消费，而有利于储蓄和投资的变化趋势。

首先，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国民收入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连续下降。1995年－2010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企业所占比重由9.88%上升到15.82%，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3.35%。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格局有所加剧。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由61330.35亿元增加到83080.32亿元，名义增长率35.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27.1%，而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名义增长率分别为21.1%和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