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再高速增长20年（2）

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新结构经济学

基于此前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观察与研究，加上置身变动中的世界经济全局，从2009年初开始，林毅夫试图重构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他选择以“新结构经济学”（NewStructuralEconomics)进行新的学术概括和思想梳理，这其中贯穿了他早年师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等前辈思想而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更加入他对现阶段趋于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动态性思考。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陷入动荡、低迷，美债、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等严峻挑战，他林毅夫断言，发达经济体已进入较为长期的经济低迷。而要解决美欧债务问题，在理论上不外乎“增加资本金或帮债务国还债”两种方案，长期来看必须促进经济增长。至于具体方案推行，他强调，“须面对现实的政治条件，这牵涉到政府、政治以及政治人物的领导力问题。这些都必须拿出政治决心来做，但通常经济状况不到最恶劣的时候，各国很难达成共识。”

他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既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应追随“华盛顿共识”，而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即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指根据上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著作为思想基础，发展形成的宏观经济理论。主要结论是，现实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自动机制，因此政府应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通常的做法是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通过对经济的强行刺激，以维持繁荣，确保就业。这成为上世纪30年代美国等度过经济大萧条的重要政策依据。但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并解决资本主义出现的种种新问题，逐渐被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主张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各种新的学派所取代。

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有人主张政府的经济政策重回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通过赤字财政和投资扩张，强行刺激经济复苏，但这亦引发新的激烈争论。

林毅夫强调，“要寻求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政策”，把政府刺激作为一种有效投资，即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或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空间。

他告诫，“遵循主流发展思潮或是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来制定经济管理政策，可能导致的失败有时源于政府并未尽责，或没有为持续的工业化进程提供必要支持；可能源于政府所追求的产业升级目标过于宏大，或源于无法在特定时点为经济发展方向作出最佳判断。”

针对现阶段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性特征，林毅夫表示审慎乐观。他提醒，应当处理好几层关系：“一是引进与发明的关系；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四是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