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静：当前国企十大争议话题剖析（2）

第二，公众的更高期待是推动国企改革的有效动力。公众对于国企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国企“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的情结，其另一面正是对国企的更高期待。所以，面对人们的争议，国企要敢于反观自身的缺点，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百姓争议最多的腐败、垄断、高收入等问题，并把公众对国企的更高期待当作改革的动力，加快推进国企改革。

第三，国企要学会“讲好自己的故事”。理性地、辩证地看待国企争议问题，国企近年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是主流，但公众知之甚少，暴露的问题却被广泛传播、不断放大，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讲好自己故事的能力。比如，在公众热议国企的高额利润的同时，却忽略了国企滚雪球般增长的税收贡献。因此，国企尚需对社会公众做好理论说明和宣传解释工作。

国企腐败、垄断、高薪是公众诟病最多的三项

相继落马的国企老总，如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原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原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张春江等国企高管腐败行为令民众愤愤不平。频频发生的国企高管腐败事例，使一些人认为国企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甚至有专家提出了“公有制是滋生腐败的最佳制度”。对此，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深教授杨成训提出，不能说国有企业目前发生的腐败行为同国有企业的制度有必然联系。相反，国企全民所有制的本质决定了同“化公为私”的腐败行为格格不入。我们可以指责国有企业的腐败，但却很难找到国企纵容腐败的逻辑。实际上，只要监督到位，国有经济本身并不必然产生腐败;只要制度完善，国有经济并不会必然发生权钱交易。

对垄断问题的争议焦点表现为，不少人认为，国有企业靠着国家资源获得的垄断地位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国企垄断”、“垄断获利”、“打破垄断”等论调时常响起。我国有些国企确实处于垄断地位，但也有很多国企是自食其力的竞争型企业。与此同时，外资企业也垄断了我国的一些重要行业。经济学者宗寒对此提到，观察企业是否垄断首先要看资本集中程度，而不能仅看产品市场占有率。就资本集中情况看，通过改革，我国所有国有企业，不论是中央企业，还是地方企业，都已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绝大部分都实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投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形式。私人资本早已进入电力、热力、电信、铁路运输、邮电、自来水、燃气生产供应以及城市公共交通业。不仅如此，国有企业之间以及与其他企业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联通、移动和中国电信也是这样。

国企高管薪酬的突飞猛进、老总动辄上千万的薪酬让百姓接受起来着实有些难度。对此，支持者认为，高管薪酬应该企业自己定，适度合理的高薪是可接受的，否则容易导致人才流失;而且国企高管的薪酬与民营、外企高管相比也不算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指出，国企高管受到重大经营管理事故的行政问责，直至法律起诉。权力拥有越大，责任风险也就越大，分配利益也就越高。国企高管高薪合乎情理。反对者认为，国企高管是以行政任命为主，与职业经理人所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不同，薪酬确定方式自然也应不同，其水平当然不能向市场价位看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剧锦文提出，国企的管理价格是严重扭曲和不合理的。我们认为，国企高管的薪酬应由企业的业绩来决定，如果一味苛责，将国企高管薪酬限制在较低水平，表面上看似公平，实则既不公平、更无效率，因为它违背了企业管理者之责、权、利相适应的基本规律。

国进民退、与“民”争利、效率低下、分红太少都是伪命题

2008年以来国内出现了一些现象，如山东钢铁重组日照钢铁、中粮参股蒙牛集团等案例，引发了“国进民退”的讨论话题。持“国进民退”观点的人觉得国企挤压了民企的生存空间，担心民企会越来越边缘化。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接受采访中利用企业数量、就业人数、企业产值、企业利润、税收及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等数据说明了所谓“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其实，谁进谁退不是主要问题，只要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带动就业，能提升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这才是根本的发展之道。

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争论由来已久，当前更是十分激烈。反对者认为国有企业快速发展抢了民营企业饭碗，是与“民”争利。因此有舆论主张国企应退出所有竞争性领域，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空间。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具有竞争关系，不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有竞争关系，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都存在竞争关系，特别是在日益开放的条件下，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也有竞争关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郝博雯进一步提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市场上“争利”，这是正常行为，正是因为这种“争利”才形成了“共利”。所以，国企民企，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民企问题不能怪罪国企。

据2011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上榜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效率均低于民营企业。那么，国企是否低效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赵昌文认为，不同研究基于不同的标准，利用不同的数据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根据收益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标准，国企效率相对较低;根据人均产出标准，国有企业效率相对较高;根据宏观效率标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差异至少应该比收益率指标所显示出的差距小。评价国企效率，靠“印象”是远远不够的，要用具体的指标和数据，国企有指标好于民企，也有指标逊于民企。另外，国企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和社会责任，但这些指标却不容易被量化。

国企赚了钱，究竟该怎么用?谁来安排使用?这是个老话题，也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有论者主张国企应向全民发放股票，向全民分红，这样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全国人民共同所有的企业，才能让全民受益。那么，国企是否应向全民分红?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贾华强教授指出，对于国民分红制度的设计不应是平均主义，应考虑企业所在地域或特定国民，建立起一个“国企回报国民、国民关心国企”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全民平均持股、平均获得分红”的观点貌似合理，但操作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