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做官要有独立性和依附性（2）

相反，1945年以后，全世界左翼思潮处在一个高峰时期，由于二次大战苏联胜利，以及暴露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二战后像法国、意大利共产党的膨胀、发展是咱们现在的人根本不能够想象的。

记者：包括德国也是。

王蒙：德国也是这样，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大批的喜欢左翼。我得到的这些知识都是从左翼的思潮这边来的。当时很简单，1945年以后，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我是随着这个走的，我是全心全意，十几岁就每天在那画地图，研究解放战争形势，我像吸收《圣经》一样地吸收所有关于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理论小册子，以及解放区的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说我依附，当然依附，今天我做的很多事情也是离不开这个体制的。

可是，与此同时我要说明，我是很文学的一个人，我写东西从来不教条，我即使写很正面的、非常高端的一些语言，里头也有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且我的细胞感觉很灵敏，我的感受是很锐利的，很敏锐的。

我对各种事情有自己的看法，爱琢磨事、讨论事。即使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和领导和组织的意见完全一致的地方，我也有我自己的说法、体会，在这种不同的说法之中也说明有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不愿意多说的一些话。

我没有一分钟停止过独立思考，随时都在想，晚上睡觉翻身的时候有时候还想到一个事。我为这个付出过代价，因为谁让我长了这么一个头脑，还管点事的头脑。

谈保守倾向 不可能靠“半部《论语》治天下”

记者：读你的书有一个明显感受，似乎你有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保守的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这种态度？

王蒙：第一，我本人对儒家传统的保守主义，有很大的保留，我认为那个是自己蒙自己，很简单，以为靠《三字经》、《弟子规》能把中国社会搞好，这太可笑了。你就让他读一遍《红楼梦》，再读一遍《三国演义》，再读一遍《水浒传》，就知道靠《三字经》和《弟子规》，靠《论语》和《孟子》，能不能把中国搞好？所以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革命它不是一个个人喜爱或者是不喜爱的问题，而是说这个社会它所具有的这个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没有这个革命，没有这一步一步它是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发展到今天以后，你会想到其中很多本来可以做得更好，本来可以付出更少的代价。但是你说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觉得如果把革命的这一套彻底否定，认为本来中国很好，又有孔子，又有孟子，又有中医，又有气功，我们靠《论语》、《孟子》，中医，气功，就能自立于民族之林，半部《论语》治天下，这种人还有什么救？这是“亡国灭种”的理论。

记者：你反对让孩子从小学《三字经》，为什么？

王蒙：这是我反对的。上海好像已经出现以读经为主的学校，后来我们国家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教育厅局还发了正式的文件，不承认他的学历，你要是小学必须学我们国家规定的算术、语文、体育、科普知识，不能用念经来代替语文，更不能用读经来代替算术。

谈政治态度 “对一切我都不抱幻想”

记者：感觉书里，你特别服膺中国革命。这种观点，是因为你自己从事革命，所以有强烈的感情吗？

王蒙：当然，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不相干的事，我可以说从少年时代、童年时代，就扑在这个上头了，而且我一回忆起来，完全能够重新回到那个开始接受革命圣火的时候，那种崇高感，那种献身的感觉，那种服膺的感觉，五体投地的感觉，就是世界上有这样的理论，有这么伟大的理论，有这么伟大的实践。

当然，事后，很显然你的设想和事实不可能完全一致，除非你要求你的设想就是百分之百兑现，那你就会非常失望。如果你知道你的设想不可能百分之百兑现，你反倒会乐观一些。

张承志有个小说里头他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我记得的并不完全是原文了，他说世界上只有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有权乐观，我觉得他这个话非常好。我就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对一切我都不抱幻想。这样的话，我反倒乐观，知道它会出现一些问题，也会有一些我们不希望出现的问题出现，这个不足为奇。

记者：早年你写过《青春万岁》，现在回忆起来是不是也有青春无悔之意？

王蒙：当然有这个意思，而且我觉得好像《青春万岁》，对有些人来说，也许并不是我最重要的小说。但这个小说毕竟是一个记录，而且是唯一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