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闪：苏联时期误判国情的历史教训

在现代化过程中，认识国情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是通过几个简单的数字和排个什么名次就可遽下结论的。现代化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国家发展来说，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历史进步过程，它既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又包括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处理好工人与农民、城市和乡村、边缘和中心、上层和下层等等各种复杂关系的进步发展过程。一个国家和社会，离真正的现代化究竟有多远，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是局部的、片面的现代化，还是完全的、全面的现代化，这是一个需要从多方面冷静思考和深入考察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认真思索、慎重回答的问题。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样认识我国的现代化水平和目前的国情呢？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尽管90年来我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地位没有变。这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判断，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理解。

“七一”讲话中这个“三没变”的论断，对认识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具有十分尖锐的针对性。因为必须看到，近年来有不少人对我国的现代化和基本国情的认识发生了某些偏误。他们对我国近些年的飞速发展和巨大跨越，头脑有些昏昏然；在他们看来，我国有了多个世界第一——近30年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外贸出口世界第一，高速铁路网第一，还有工业生产方面的诸多第一，等等，更重要的是，国家上升到了仅逊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在他们的意识中，我国“已经”实现现代化了，可以进入“发达国家之林”了，起码也称得上是一个“准发达国家”了。加上受到国外一些人士出于真心或心怀叵测的的喝彩和吹捧，他们更是飘飘然，盲目乐观而不知所之。诸如此类。两眼张望，只看外边，只看人家，唯独不全面审慎地看待自己的发展，实事求是地、多方位地考量自己。

而且，他们所理解的现代化，还仅仅是器物的、物质的现代化。他们不知道还应该追问一下，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的现代化如何呢？我们的制度现代化又到达什么程度了呢？精神文化现代化又怎样呢？他们不了解应该全面地、多方位地、深层次地理解现代化，不能停留在表层的、单方面的器物现代化上面。由于这些同志对现代化的研判有失全面和深入，于是，便陷入了盲目乐观。

要克服这种情绪，纠正这种偏误，最根本的，是要对我国的国情有一个正确的、清醒的认识。对国情的深刻认识，是一件错综复杂、相当纠结的事情，有时一个国家，甚至一代人，都对其国情似是而非，没有能搞得十分清楚明了。这是有过历史教训的。俄国人上世纪就曾两度在相当时间内没有能够十分清醒地、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判断准他们的国情，这曾招致严重的历史后果。这个深刻的教训，是应当为我们深刻吸取的。

一、苏联时期对国情的两次误判

俄国人在上世纪头一二十年，对自己国情就发生了误判。俄国当时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按照工业产值在世界上的份额，俄国当时号称仅逊于美、德、英、法，是世界第五资本主义大国；以1913年为准，俄国工业产值占世界份额的5.3%；而美国则为35.8%，德国为15.7%，英国为14.0%，法国是6.4%。［1］17220世纪初，俄国的石油开采量居世界第一，机车和车厢产量仅次于美国，生铁和钢产量居世界第四，煤炭开采量居世界第六。［2］268看来，俄国工业在世界上的排位的确比较靠前。所以，许多俄国人长期以此为据，认为俄国当时是“中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如果把当时俄国的各项发展指标放在1.6亿人口中和228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域上来衡量，恐怕就要大大打上折扣了。按人均计算，1913年俄国的电力仅为11千瓦时，而美国是它的20倍以上，它的煤人均为美、英的1/33，生铁为美国的1/2.5，英国的1/8.3，棉织品（坯布）为英国的1/13，等等。俄国很重视发展铁路运输业，其冶金业等主要就是为此而发展起来的，它在1900年铁路的总长度就达53234公里，但平均铺展在它广袤的国土上，其密度要逊于日本、意大利，甚至不能和当时欧洲更小、更落后的国家相比拟。俄国的农业更落后。1914年俄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6%，农业占国民收入的53.6%，人均生产粮食26普特（每普特合我国36市斤），而当时美国人均为48普特，加拿大为73普特。［3］23，30－32

综上所述，可见俄国当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但在苏联时期，许多学者都错估了俄国上世纪初的国情。所谓“中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说，甚至成了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说法，至今还为我国个别学者所继承。

对俄国国情认识之不易，甚至像列宁这样睿智、伟大的人物，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总体来说对俄国发展水平估计偏高，而在革命后，只是在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才校正、准确地认识了俄国的国情。年轻的列宁刚刚登上俄罗斯政治舞台不久，1894年春夏，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是这样估计的：“在俄国，不仅在工厂，而且在最偏僻的乡村，到处都有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到处都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4］199这些话意味着，似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俄国已占据了统治地位。而经过13年之后，1907年11－12月，他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则依据下述资料——“欧俄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0万俄亩土地。3万个大地主（主要是出身贵族的，也有一部分是暴发户）每户有500俄亩以上。总共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基本背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就是农奴主－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整个俄国国家和俄国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5］388这就是说，“地主土地所有制”就是在俄国比较发达的欧俄部分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这里，列宁显然校正、补充了他在1894年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说法。到十月革命前夕，在准备发动革命的时期，列宁在1917年9月写成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又说：俄国的资本主义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6］164与对俄国认识的这一论断相联系，加之于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的需要，就采取“军事共产主义”，实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遭到广大农民的激烈反抗，“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7］280、甚至发生喀琅施塔得兵变的情况下，才改行“新经济政策”，采用“迂回的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一直这时，仅仅到这时，经过革命的挫折以及领导建设的实践，列宁才进一步认识到俄国的落后。1921年，他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大有感慨地说：“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接着又说：“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状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8］216直到这时，可以说列宁才真正准确地把握了俄国的国情，刻骨铭心地认清了俄国的落后，所以，他据此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才卓有成效，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斯大林对列宁这一思想的认识并未入脑，重又依据表面的几个经济数据，回到俄国属于“资本主义中等发展大国”的认识上来，因此，实行“新经济政策”不久，在20年代末就取消了这一政策，发起了“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