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闪：苏联时期误判国情的历史教训（2）

不仅如此。俄国人在1960年代、1970年代对苏联当时的国情，再次发生了误判。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后经济的快速恢复，苏联的国力迅速增强，国民收入在上世纪50年代超过德、英、法，跃居欧洲之首，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加上苏联1957年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961年世界第一个载人飞船升空，同时还创造了其他几个世界第一。在70年代，据统计，苏联在电力、钢、原油、原煤、天然气等2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均超过美国。苏联凭借这时的国力，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军费1973年超过美国，1976年度苏联军费额度为1270亿美元，美国为1027亿美元；洲际导弹数量这期间也超过美国：1975年，苏联为1618枚，美国仅为1054枚。［9］38－42种种情况，使苏联在60—70年代成为世界上的科技大国、军事超级大国，也使苏联领导人充满自信和霸气。面对这一情况，应该怎样认识苏联的基本国情呢？抱着“上帝选定民族”的传统理念，在一向的大国情结的鼓舞下，俄国人一下子头脑发胀，感到飘飘然起来。赫鲁晓夫接过斯大林“建设共产主义”的口号，提出20年后，即到1980年进入“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变了个说法，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于是，苏联在70年代四处出击，采取战略攻势，世界四大洋无处没有它游弋的军舰，世界五大洲无处没有它插手的地盘，欲与美国一争高下；同时，实行革命输出，大手笔援助亚非拉国家，消耗了大把大把的石油外汇和巨大资源。

实际上，苏联真正的国力发展水平和科技实力，特别是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仅同美国有很大差距，就是同一系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也都有相当差距。苏联的实力主要表现在军事上，而在广泛的民用工业、民用科技方面，苏联同这些国家相比，还是相当落后的。同时也应看到，苏联的发展主要是在欧俄部分，广大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北部沿北冰洋地区，都还落后得很，就是包括中亚、外高加索一带，也不是发展得很好。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发展方式很粗放，资源投入很大，效率很低。科技革命落后于西方，就是已有的科技成果也得不到很好的应用，这使苏联的经济发展很脆弱。加上政治方面的因循守旧、僵化停滞，也造成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异常脆弱性。这样，就使苏联这艘巨大的航船经不起重大风浪的摇曳和震荡，一经改革的考验，就桨断船裂，沉没大海。

历史证明，俄国人两度对自己的国情都是误判的。这种对国情的误判，造成了一系列无数错误的链条，大大有害于苏联和俄罗斯的发展，最终使俄罗斯至今还属于一个靠输出石油和天然气维系国计民生的“新兴国家”。

二、误判国情的历史教训

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首先，准确认识一个国家的国情应该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不应当仅仅从单方面的几个指标去看待。就以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国情而言，绝不能仅用世界排名第五来判断，定位它就是“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俄国疆土那么广袤，人口当时也达一亿六，把它那些工业产值平均放置到这些国土和人口中，同当时不少欧洲国家相比较，俄国的发展程度显然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即使在人口较为密集、发展情况较好的欧俄部分，俄国当时的工业也仅仅高度集中在几个小小的资本主义绿洲上。在欧俄的其他广大地区，正如列宁上述所说，也“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可见，俄国发展的不平衡是极端严重的，决不能只看到这几个资本主义绿洲而无视其他90%以上的“宗法制度”和呈现“野蛮、半野蛮状态”的地区。这涉及到俄国经济的边缘和中心、城市和乡村、大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之间的种种不平衡。如果对这方面缺乏认识，就不可能正确判断国情。这还仅仅是就物质层面而言，如果考虑制度文明、精神文化层面，俄国同西欧还差得更远。

其次，赶超型现代化道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不平衡和尖锐矛盾，对此必须予以深刻认识，否则，就不足以正确无误地判断国情。仍以俄国为例，18世纪初彼得一世推行的改革，走的是以赶超西欧先进国家、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目标的赶超型现代化道路。“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10］4因此，这种改革必然包含着许多不平衡的和十分尖锐的矛盾。这些不平衡和矛盾主要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标和普遍东方化手段之间的矛盾；表面生活的西方化与内部结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欧化进程造成的上层西方化与下层东方化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包含着城市和乡村、边缘和中心、上层和下层、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封建宗法制度与新生资本主义关系之间等等的矛盾与冲突。对日后俄国一两个世纪间一直延续着的这些矛盾和冲突，如果在认识和判断上有所偏误，顾此而失彼，都会影响对俄国国情的准确把握。

第三，准确把握一个国家的国情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革命前俄国国情的认识，伟大、睿智、观察敏锐如列宁者，尚有一个转变和深化、发展和到位的过程，何况我们这些碌碌平庸者。况且，即使正确认识到、准确把握了国情，同制定出与之相协调、相适应的重大战略和具体方针政策之间，尚有一段距离和过程。在苏联早期，列宁、布哈林等少数几位领导人，对俄国是“落后的农民国家”这一国情是有深刻认识的，所以执行“新经济政策”不遗余力。而其他大多数领导人，包括总书记斯大林在内，却对列宁关于俄国国情的全面论述没有入脑，或者只抓住列宁在革命某一时期的言论，做了片面的理解，所以发生对“新经济政策”的三心二意。到1929年，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战胜布哈林之后，就悍然改变方针路线，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苏联这一教训是深刻的，如果对国情不予正确认识，就会把革命和建设引到斜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