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道德”拷问为官之德

“德，国之基也”。无论做人还是做官，道德品质都是第一位的。早在战国时期，“唯德治，否德乱”就已成为人们为人做官的共识。如今，官员的品德如何，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关系到官员自身的荣辱。

近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官员道德沦丧或曰“性腐败”案屡屡曝光，诸如湖南省纪委原副书记杜湘成嫖宿“洋妞”案、河南镇平政协原副主席吴天喜“采阴”案、贵州习水6名官员嫖幼案、四川宜宾官员卢玉敏“买处”案、浙江丽水官员何国兵强奸女初中生案、湖北巴东招商办主任邓贵大要求宾馆女服务员提供“特殊服务”被杀案等等，暴露了某些官员信仰缺失、为官不尊、道德沦丧的问题，“性道德”再次拷问为官之德。

改革开放30年来，国人的生活方式泥石俱下，相应的道德水准也乱象丛生，性行为态度呈现由“性禁锢”到“性开放”的大转变态势。性道德失守，性行为态度大滑坡，“买处”、嫖娼、奸淫少女成为部分官员“性腐败”的一种表现。这是一个让公众产生强烈战栗、强烈担忧、强烈焦虑、强烈惊悚的信号。因为，这些性道德沦丧的官员手中掌控着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无法想象他们在施政中会如何玩忽职守、权力寻租？

也许有人会说，官员的性道德观是私德，无需他人评头论足。此观点与谬论无异！官员应是“性道德”的榜样，因为官员享受着较多的荣誉尊宠，工资、福利以及吃的喝的坐的哪一样不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所以作为官员必须规范好自身的“性道德”。我国《公务员法》第九章严格规定，公务员从事色情活动即使免于刑律，也要受到行政处分。这就要求官员必须坚守这样的性行为底线。此外，官员的“性道德”不单纯是一个道德问题，它不仅影响政府形象，还影响公权使用。

因此，“性道德”关乎“官德”，绝非小事。为官之德，与事业相伴，与作风相连，是立身之本和为官之道，影响社会风气，关系国家的治乱兴衰。所谓“为官之德”，是指为官者在一定岗位上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方面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是公民道德规范在为官岗位实践中的具体化，同时也是社会对官员职务的具体道德要求。官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和表率地位，自身道德修养如何，对群众具有强烈的示范和导向作用。自古以来，为政者大多看重道德力量，讲究以德服人。古人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官员注重修养，道德高尚，如磁石、如号角、如清风，就能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官员道德败坏，不仅难以服众，还会败坏党的声誉，带坏社会风气，影响国家长治久安。

如果说：“德为权之灵魂，权为德之体现”，那么，以德行权为民之大幸，无德弄权必然导致腐败。应当承认，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官员是恪守为官之德的，在思想道德建设上走在了全社会的前列，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然而也确有少数官员思想信念动摇，官德丧失，被物欲、金钱欲、占有欲所支配，以权谋私，以权谋性，腐败堕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无数事实证明，良好的“官德”修养，是官员成就事业的基础。官员本事再大，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做保障，就难以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就难以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常修为官之德，关键是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党的好干部郑培民之所以能够时时处处严格自律，成为领导干部的楷模，就在于他始终恪守“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的准则；胡长清等人之所以从高级干部堕落成人民的罪人，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偏差。做官是一时一地的，做人是一生一世的。一个道德低下、品质恶劣的人，能指望他克己奉公、为人民多干好事吗？所以，做官先从做人开始。做人的立身之本，就在于“不义之财不取，非分之想不存”。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就会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下“出淤泥而不染”，外圆内方，固守节操。

时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封建的为官之道在“更换马甲”之后以各种时髦的姿态粉墨登场，让各种腐朽的观念沉渣泛起。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那些为官清正、洁身自好的好官被一些人耻笑为“傻帽”、“正统”、“没本事”。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官员只有加强自身修养，拒绝诱惑，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作为官员，面对的诱惑比一般人要多，各种人性之恶乘虚而入的风险比一般人要大。只有牢记“做人讲道德，为官讲官德”的谆谆告诫，胸怀高远，高风亮节，这样的官员才是人民之福，也是官员为官之魂，从政之本，用权之道。

“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部分官员“性腐败”不仅暴露出道德堕落、寡廉鲜耻，而且折射出执法不力、社会监督无力、制度“缺口”等问题。因此，治吏从严不妨从严管“性道德”破冰，将一些道德沦丧、丧尽天良的“色官”严惩不贷，以儆效尤，消弭公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