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en Gao：教育制度拖中国后腿

通常嘈杂的北京街头在6月7日上午就会变得安静。警察骑着摩托车在主要街道巡逻，建筑工人放下锤子，关掉吊机，吵闹的出租车司机终于不再狂按喇叭。这是高考的第一天，它将决定大约900万考生能否上大学。

在两天的时间里，考生们要坐上9个小时，测试内容有中文和数学、地理和政治等，紧张激烈、强调死记硬背，而且考题奇难，美国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跟它比起来就像拼字游戏。但高考成绩如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能上什么大学，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今后从事何种职业。对于任何中国学生来说，高考都是至关重要的时刻，所以他们会专门花数月乃至数年迎考。

从很多方面讲，高考象征中国的崛起，数百万的中国人奋力拼搏，他们既提升了自己，也拔高了国家。但高考也代表问题的征兆，暴露出中国从出口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从组装产品向设计产品转变的差距。中国的高考式教育制度擅于传授数理知识，培养学生严格的工作作风，这对中国如今的崛起不可或缺。但是，官方经济学家知道，中国若想继续发展，就需要鼓励创新和创意，而决定终身的高考不考这些。

2010年，一项国际标准化考试发现，来自上海的中学生在数学、科学和阅读等科目的成绩高出世界其他地方的同龄人，更远远超过处于中游水平的美国。西方许多人对此大感不安，认为这说明了他们自己衰落。但是，这基本上只是证明了过去30年来中国教育的惊人发展。1976年，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教育才从废墟中开始重建。迄今为止，它对中国的助益显而易见：九年制义务教育使中国的识字率达到了92%左右（而1980年时仅67%），为中国培养数以百万计的合格年轻劳动力。但现在，经济出现降温迹象，中国领导人想要激发更多的国内创新。

他们希望看到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大军，而不是只在工厂干苦活或坐在西方公司中国分部办公室的人，他们也希望建立自己的企业或品牌，能卖给国内及国际消费者。他们想要国内观众不要去购买盗版的西方大片DVD，希望外国观众为中国电影倾倒。但中国的教育制度非但未能引导中国下一代年轻人的青春活力，相反似乎在阻碍他们。

我第一次到美国念书时，刚刚在家乡北京读完高三。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语言障碍。历史测验的分析作文让人畏惧，几乎毫无头绪，而我以前的考试大多是直截了当的多项选择题。我习惯照本宣科的中国议论文主题，为此我记下了数百个段落，我可以像拼板一样把它们组织起来。

中国的教育专家辩论填鸭式教学方式之利弊已有多年，但大多数学生已习惯于奖励、强化记忆和模仿能力的制度。虽然这种制度不培养学生的分析和提问能力，但他们可能不那么容易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局限性。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那些思想偏离官方正统的学生，学习往往跟不上，那些追求不同于体制严格定义和成功标准的学生也是如此。不管学生才能或兴趣如何，多数人必须上同样的课。他们的成就只有高考分数这唯一的衡量标准，不能转化为高考分数的业余爱好，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为什么要踢足球或参加学生会？这样一来，解化学题的时间就少去了。你一辈子都离不开数字，起初是高考分数，雇主和家人也在强化这套评价体系。许多中国人知道、甚至崇拜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辍学创业的经历。但我告诉中国朋友，一个大学同学休学一年去登山时，他们都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

在中国的学校，你不太可能看到多少创新的要素，比如思想多元、协作、冒险精神等。由于考试关系重大，学生们陷入一场零和竞争，这更像是 “饥饿游戏（Hunger Games）”，而不是思想交流。分数低于班级平均分的学生，往往被大家看不起，而那些更加刻苦，让别人睡不着觉的学生也是如此。教师和校长的声誉和薪资与学生的考试分数直接相关，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个好的平均分数，而不是（比如说）特别拿出时间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中国领导人知道，中国需要一代企业家才能发展更具创新的经济，但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去年只有1.6%的中国大学生毕业后创业，跟上一年比没有变化。

中国的小学课本讲述“中国四大发明”的事情。这个说法最初是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的，他钦佩这些发明如何有力地改变了世界，而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把它作为中国向来富于创造力的明证。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渴望发掘更多像蔡伦（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张纸）一样的年轻创新者，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使这位伟大的发明家不朽：就是把他的名字放入高考历史试卷的一道3分的多项选择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