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保护：跑得赢时间，跑不赢推土机（2）

被迁徙的村庄

除了自然消亡的古村落，一些村落面临着迁徙。

张安蒙介绍，随着旅游推动，1996年我国对古村落的关注开始觉醒，宏村、西递名扬全国成为标志性事件。

张谷英村的改造方案则几经变更，投资方再三易人。张安蒙认为，“他们的改造方法还是有些问题，未找到合适的出路”。

“两千多村民，投资方想完全把他们迁出去，600多年的历史文化情结，补偿方案却是：正房800元每平方米，偏房600元，厨房400元，茅厕200元，村民真的很亏。” 张安蒙说，“我对村民讲，留住根，靠你们自己。”

浙江的胡卜村也在被迁徙边缘。胡卜依山傍水，北边七星峰苍翠，景色幽异；南边一道溪水清亮。胡卜村是个行政大村，也是新昌县保存较为完整的千年古村之一。

耢耙弄和长街的交叉口，是胡卜村的中心。木牌坊高耸，两柱一跨，“卉”字形的门楼，形制独特，风格古朴，是典型的明代建筑，到现在依然是村里人的聚会场所。

2009年4月钦村水库筹建，移民安置工作进展缓慢。2011年10月底胡卜村一位村干部告诉本刊记者：“安置工作还没有实质性进展。明清大院，拆迁补偿只有每平方米500元。”

“千年古村大家都觉得舍不得。虽然一部分建筑在规划内会被拆除重建，但现村内存有明清大院20座，以及完整的寺庙祠堂，任何一部分消失在水下都是可惜的。”他说。

路在何方

“保护古村落，一成不变就是最好的方式吗？”同济大学教授周俭这样诘问。

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周俭看来，让古村落居民保持远古的生活方式是不人道的，更是不可能的，人人都有向往现代生活舒适便利的愿望和权利。

“让建筑的传代自然而顺畅，并非戛然而止，也许是我们认为最好的结果。”周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就如同杨丽萍的舞蹈，民族性的血脉中融入了现代的元素，一个非常自然而优美的过渡，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古镇的消亡已无可挽回，“如今我们只想保存一些古村庄的遗迹”。

近邻泰国的一些做法令周俭印象深刻。

“我在泰国清迈走过一些古村落。”周俭说，“凡两天车程能到的村落，都有旅游集散地，在那里可以随时找到导游、翻译，车辆、餐饮也很方便，价格属于团购水准。”

赵叶介绍说，美国有一个委员会专门保护老建筑古街区，如果要动其保护范围内的建筑，就要经过这个委员会同意，委员会决定后会向专门的基金会申请拨款保护相关建筑和街区。

“我国还没有这样的制度，不是大家不重视，是缺少动力，也缺少相关机制。钱是分散的，制度也不集中，即使最优化的组织措施，也不够条件。”赵叶说。

赵叶带过一些投资公司走访古村落，大多数公司很有兴趣，但谈得多，动得少。“外地人和当地政府的利益平衡是很大的问题。”赵叶说。

张安蒙提出了“一村一企一宅”的概念：让企业进驻这些古村，每个企业保护一个村庄的一栋古宅。她坚持，“房子要在居住功能再生的情况下被保护起来。”

她的理由是，买下一栋古宅可能只要一两百万，让企业有一个文化符号在那里，可作为会所或员工度假地。而企业获得的最大的利益则是品牌、文化建设。同时企业落户古村落，也可以把一些现代文明带进农村。

江西赣州东荣村，原居民已经很少了，那里有一座4300平米的大屋，张安蒙非常希望复地集团率先运用“一村一企一宅”的模式，将其保护起来。

古村落如何面对诱惑

张安蒙在调研时发现，某些开发商从农民手里置换老房子，似乎有市场潜规则：老房子主体部分按每平方800元核价，厨房灶间等辅助房按600元核价，厕所猪圈等按200元核价。某村房子面积最大的农户不过拿到了十四五万。

“如果这些历尽沧桑保存下来的古村落只有这样一点价值，我们如何再向村民们鼓动保护？村民们自我保护的积极性从何而来？”她认为，古村落的开发和保护，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张安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村民作为保护主体，在政府补贴或给政策的前提下，用自有资金保护才是最根本的出路。

周庄、乌镇等江南古镇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成功个案，对古村落构成了极大的诱惑。但由于地理区位不同，也因为同质化竞争，古村落将旅游作为唯一的生财之道、致富之门，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张安蒙说，江西婺源的旅游品牌已经很有影响力，李坑也是一个非常经典、体量较大、很有文化底蕴的“中国景观村落”。李坑村年门票收入约20万元，其中村民分红与基础设施建设各占25%，成本、维护及税收等占50%。按目前全村1100人计，人均旅游收入分红仅仅约50元/年。实际上，李坑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茶叶和油茶籽。

旅游不失为景观村落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问题是要把“景观村落”作为一个旅游产品品牌推向市场。对此，张安蒙的建议是，把村民们组织起来，形成公司化运作模式，把旅游视为村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同时，根据本村优势和产业定向，积极发展农林牧渔药等多种产业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