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说说当下热门的那些事（2）

包括苏联那些特别富有煽动力的文章，比如斯大林在二战时的讲演，我就觉得比国民党要强得多。共产党没有不敢批评的东西，孔夫子他也敢骂，蒋介石他必骂，美国、日本都骂，当然后来连苏联都骂，而且文风很开放。

现在的官话系统之强大，连儿童都受到影响，我被邀参加我70年前上的小学开学典礼，就连小学开学典礼上，从校长到教师到学生代表的讲话，一律是念稿，一律是陈词滥调。

南方周末：八股式的官话谱系是怎么演变而来的？

王蒙：全是枯燥，假大空、套话、空话，甚至是乏味。怎么造成的？我觉得和历次政治运动，抓说话的辫子有关。“文革”当中，容易抓别人辫子的就是说话，祸从口出。

祸从口出怎么办呢？第一是不说话，但有时候必须说话，那我重复你的话，我要表达对领导的忠诚，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样的话你没有任何独到的见解，领导对你也就比较放心。

话语也需要空间，你要允许一个人说话，允许他说有个性的话，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放开了说话。那种统一的、不准每个人发言的那种说法，它是不能够使一个好的思想、有价值的思想流传、深入人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我们要给一些话语“脱敏”？

王蒙：1950年代，由于我到了一定的政治级别，可以阅读中共华北局的内刊，知道一些普通人不知道的事情，我当时就想，这个刊物为什么不公开发行，老百姓就知道共产党整天在想的事，克服粗暴，反对贪腐，不准侮辱少数民族，不准侮辱妇女，遇到有这种行为的人，给这个警告，给那个开除。这些事不但不应该保密，而且应该特别地公开，这才说明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考虑人民利益的。人民群众知道这些事，会更加拥护党的领导。

南方周末：你呼吁政府要主动，掌握话语权。

王蒙：比如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共产党走了许多弯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也走过各种不平坦的道路，对这些历史，我们要理解它，又要从里头总结经验和教训。

再比如中国发生过一个文化大革命，这是必须面对的，既用不着没完没了地歌颂，也不能简简单单地把它嘲笑一通或干脆骂一通就完事了。

我们要学会一种面对的精神。就是鲁迅所说的“睁着眼睛看”，就是什么事不能不好看就不看了，你一时不提它可以，但它不会因为你长久不提就不存在了。

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的领域，或者文学的领域，不提倡再写“文革”，可“文革”是一个大事，对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毛主席本人也评价，“文革”是他的事业二分之一。

因为自己不研究，话语主导权就被别人拿走了，所以出现一些非常古怪的说法：比如有人认为“文革”是毛主席利用他巨大的威望，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尝试，结果失败了。其实，“文革”是在个人迷信的前提下，它又鼓励某种无政府主义，鼓励某种以民主的形态出现的民主暴力。

“让领导了解真实情况”

南方周末：你所理解的舆论是什么？

王蒙：在舆论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掌握正确舆论导向；但你要掌握正确的导向，你必须得了解民情，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公开基层的造假，让领导了解真实情况。

我认为造假者应该承担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这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封锁真实情况，不让中央领导了解真实情况，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危险，实际上是使我们的领导和人民实际脱离。现在中央经常提文化工作“三贴近”，我觉得这个太好了，现在问题是，不光是文化要贴近，希望我们的领导，也能够贴近人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南方周末：你主张“授权一些郑重的媒体，经常做一些民意测验”，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可能实现吗？

王蒙：我觉得这个尝试很有必要。举例来说，这种公开的社会操作，社会政策的辩论，似乎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但往前推十几年，北京电视台曾经大搞过类似的测验，他们找了不太会有什么危险的题目。

当时，北京市对养狗做了很多限制，电视台就“个人可不可以养狗”展开辩论，这种限制好不好、对不对，老百姓的参与度非常高。这说明公开的政策辩论，不一定都是很危险。

比如说廉租房的问题，医疗改革问题，辩论一下也不见得危险。虽然辩论当中，会有错误的意见出现，一开始，也可能会显得很敏感非常严重，但你如果开始慢慢地做，情况就会慢慢不一样，它能够让出台的公共政策更完善。

没想明白，宁可慢一点

南方周末：你在小学三年级的作文中，就宣称“假如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那些富人吃掉”，如今仇富论再次成为社会现象。你怎么看？

王蒙：从历史上看，仇富的口号非常有煽动性，比如说“杀富济贫”，中国的农民起义者往往认为社会秩序便利了那些优胜者，由此要扭转这种社会秩序。尤其是毛主席，他从中国历史上就是要造反，总结成四个字“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的意思是如果要想造反，必须依靠劣败者，不能依靠优胜者，当然这个劣和胜都是加引号的。优胜者往往主张社会保持适度的稳定，而劣败者希望把它折腾得越大越好，翻天覆地才好。所以所谓革命格局提出来的都是天翻地覆，叫天翻身地打滚，都是这种词。这种心态要是保留到解放以后，很容易就变成所谓仇富的心态。

南方周末：你提到了意大利在各地设监督官的模式，你认为这对中国有什么借鉴价值？

王蒙：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做到。一定得让行政和监督分开，两条线不能变成一条线。据我知道的，中纪委、中组部有一个巡视组，会不定期到各地巡视。我希望干脆有一个中央书记处派的巡视组，不是说哪个部门的巡视组，定期巡视。

中纪委在国家各个部委都派驻有纪检组，可是纪检组长有时候又在这个部委兼职。比如文化部这个纪检组组长又兼任文化部副部长，你又是副部长又是党组成员，你等于接受文化部的行政领导，怎么发挥监督作用？

所以我希望这个纪律检查能够由中央直接管起来。意大利那个模式更厉害，中央部门在地方等于有一个中央代表，对地方监督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他的办公室跟地方政府无关，地方政府是选举出来的，这个是中央自上而下派出来的，这样就多一点制约和平衡的关系。

南方周末：你反复强调，中国改革和发展要戒急戒躁，速度太快会有问题，如果没想明白，宁可慢一点也行，怎么理解这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