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我们和美联储调的不是一个“息”（2）

中投的投资通常投不好

《中国经济周刊》：在欧债危机以及西方国家经济没完全复苏的情况下，我们的外汇投资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改变？你怎么看资产多元化？

周其仁：就是要资产多元化。用外汇到这些国家去投资，比单一地买美国国债和欧债要强。

当然，在对外投资方式的改变上，是否要通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则需要国家把外汇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不应该央行把钱都变成国家外汇，然后再给中投一个任务让他去投，这种投资通常不容易投好。

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够用的，不用怕。我们需要藏汇于民，把外汇留在企业，留在民间，让市场去投。

我们的调控太灵敏了

《中国经济周刊》：您对刚刚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怎么看？市场有一些紧张。

周其仁：紧张什么？现在有一种在我看来不大容易接受的经济观点，即把经济变成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然后拿这个标准来要求经济。这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怎会弱不禁风呢？

现在市场上呢，只要这个变量一动，就想去拨另外一个变量，让它变平，这种变法其实是越弄越乱，市场的力量是要给它时间的。经济的结构变化和转型需要时间，现在并不是很糟糕。

现在我们的调控太灵敏了，出一个数字，马上就开始调。作为政府负责人担心：这么掉下去，收不住怎么办？过热的时候又担心：压不住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心肠要硬一点，给它一个时间，要相信政府着急的事，市场里面也着急。相信我们的地方企业，经过30年的发展，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只不过有一些板块，实在撑不过去的，而且过不去以后后果非常严重的，政府要处理一下。比如小微企业，这个时候要强调减税，政府要支持它们一把，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降下来。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现在很多公司倒闭就是因为撑不到那一天。

地方政府的投资连着乌纱帽

《中国经济周刊》：虽然今年经济增速的指标下调至7.5%，但在经济出现下滑的趋势下，还是有地方政府出台大的投资规划，如近日长沙宣布一个投资规模超过8000亿的计划。您怎么看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

周其仁：这个东西你要仔细听一听：它做一个大的规划，它是要用几年的时间？5年？那么本届政府还干几年？你去看很多政府5年前做的规划，现在怎么样了？我们所有人都不看以前的，就看今天说了什么。它5年前说过的话多了，如果它过去5年讲的话平均都打了70%的折扣，那8000亿就剩5000亿了。

它如果投不到8000亿，有人追责吗？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投资决定，是财政开支吗？是预算内吗？还是一个看法？而且你怎么落实？现在很多天文数字，就是因为没人推敲过，而且这个文件的性质就不具有强制力的，投不到怎么着吧，投不到乌纱帽拿下来？没有。

地方政府是但凡能多投，就不会少投。否则它GDP不会增长啊，这里面有一个乌纱帽机制在里面，全省互相点名，排名。在我们这套考核干部的规则没变之前，他的行为是不会改变的。

收入分配改革不是重新分配收入

《中国经济周刊》：收入分配改革也是当前公众关注的热点，您认为应该如何改？

周其仁：收入分配改革，在我看来不是对“你拿几块钱，他拿几块钱”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最后会越干预越糟糕。对于收入分配，你要理解收入是哪来的。收入是资源的产出，劳动力产生工资、土地产生地租、资本产出利润、银行的贷款产生利息。

很重要的一点是，产生收入的资源要用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权利安排机制。比如，如果我们规定不准在街上摆摊，那么摆摊的那一部分人的收入就没了。但摆摊就会影响交通，比较好的办法是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摆摊，高峰过了就可以开放。

你研究收入分配就要研究摆摊的人、买东西的人、通行的人、政府这几个角色，你权利怎么定，收入就怎么摆。

所谓收入分配，就是重新界定权利。谁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是说，老百姓看到“有人收入低，有人收入高”不高兴，就把后者的收入拿来。这不叫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改革是要重新界定权利。因为收入是资源在确定的权利框架下产出的流量。你诠释错了，这个收入分配更不合理了。想让人收入一样，这本身也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