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校关停1年 仅1成学生入公立学校

5所关停打工子弟校抽样调查，53%学生仍去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分流公办校的部分学生称不适应

今年6月起，朝阳4所打工子弟学校收到关停通知，涉及3000余名学生。朝阳教委表示，将准备充足学位确保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一年前的6月，大兴、朝阳、海淀、昌平等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最终共计24所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涉及学生近1.4万名。关停潮一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去年8月16日，北京市教委对外公布学生分流方案，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失学”，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分流安置。此后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分流至公办校等措施对辖区内打工子弟予以安置。

一年过去，曾面临失学危机的孩子们生活的怎么样？

今年8月，本报记者多方联系，拿到5所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名册，5000多名打工子弟有小学生也有中学生，涉及朝阳、昌平、海淀等区。

记者从每所学校中，随机抽取150个样本，逐一电话核实750名学生的现状。最终500个有效调查样本显示，68名学生进入公办学校，占总人数的13.6%；165名孩子离京返回原籍读书，占总人数的33%；265名学生仍进入了北京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占总人数的53%。另有两名孩子的家长表示，过去一年一直在为孩子进入公办校努力，“孩子先待在家里，暂时未确定流向”。

原来的学校消失一年了。

幸运的孩子进入梦寐以求的公办校，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完成着家长“咱不比别人差”的嘱托；被迫回家的孩子成了远方的留守少年，在北京出生，在故乡成长；更多的孩子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再次进入打工子弟学校，不知下次关停何时到来……

对于牵扯在去年关停风波中的1.4万名孩子，原来学校的消失是否都意味着新的起点？

分流到公办校

“因祸得福”与不适应

“这个学期考了全班第五名！”范溢泉提起儿子金格儿，语调都会提高。

9岁的金格儿，去年6月在海淀马家沟新希望学校读完了一年级。学校8月份被关停，他先被分流到石油附小，后转入海淀区成府路小学。

范溢泉坦言，自己算是去年学校拆迁“少数的受益者”，“之前想都不敢想孩子能进公办校。”

记者调查中的13.6%的进入公办校的打工子弟，受访家长都表达了对孩子进入公办校的欣慰，甚至称之为“因祸得福”。

16岁的史玉洁高兴不起来，她从公办校回到了打工子弟校，这让很多人不理解。

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去年关停后，史玉洁被分流至清河中学。教室的墙那么白、上课都有多媒体、许多从前没机会上的课……

原来的基础差，老师讲的听不懂，有一次老师说“你们这些外地的孩子不要瞎折腾”。“还说我们没法在这里考高中，要老老实实的”。

史玉洁记得，因为成绩差，一次是英语老师生气地说：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此后，史玉洁说什么也不想去学校了。

她怀念打工子弟学校时，老师们告诉他们“人人生而平等”、“我们或许知识不高，但绝不能情商不高”、“北京不光是北京人自己的，你们也要在这个城市找未来”。

“老师说的话，经过去年半学期，我有点怀疑了。”春节过后，史玉洁去了一家打工子弟学校，她说还是想上学。

同样16岁的李佳雪也因跟不上课程，总认为受到歧视，已从清河中学退学打工。

“学校尽了最大努力安置这些学生。”8月25日，清河中学分管教学的负责人介绍，去年8月底，接到教委通知，要安置112名打工子弟学生，“一下子多了100多个学生，老师们开始都犯懵。”当时正赶上加固校舍，学校里没桌子没椅子，报到都是借的其他场地。一百多名学生的课本，也是学校挨个给其他中学打电话才凑齐。

对于部分学生的不适应，该负责人坦承，“越是年龄大的孩子，适应能力越弱，由于这些孩子学习基础弱，老师们偶尔着急是可以理解的。”

校方提供的数据是，截至目前十几名分流来的打工子弟学生转回原籍。除毕业一批学生，仍有60余名打工子弟学生在清河中学读书，大部分学生都有提高。

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看起来跟城里学生没有两样。

离京回老家留守

父母担心“那车那路”

记者调查中，近三分之一孩子选择回老家读书。

家长选择送孩子回家的理由不尽相同：无法进入公办校，附近再无可选择的打工子弟学校；“孩子眼睁睁看着学校被拆，不想让他看第二次”；反复思量觉得家乡的教育条件会稍微好一点，“干脆早点送走”……

“但凡有一点办法，也想让孩子留在身边。”戎玉文今年35岁，是两个不到10岁孩子的母亲。去年8月，两个孩子所在的海淀红星小学被拆，“哥俩儿吵着要去废墟里捡书包”。

戎玉文把经营的早餐摊儿丢给丈夫，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几乎问遍了周围所有的公立学校，“多交点钱也成，嫌孩子基础差留级也成，只要肯收，怎么都成。”

但是办不齐“五证”（在京务工人员若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学，需提供户籍、暂住证、原籍地没有监护条件证明、在京实际居所证明、工作证），进不了公办校，两个孩子被送回陕西蒲城老家读小学。

一年中，戎玉文只在春节回家时见过孩子一面，更加重了她的焦虑。

小学离家十几公里，同村二十几个孩子挤在一辆拖拉机后斗里，由老乡轮流接送。

电视里报道多地校车安全事故，戎玉文经常哭出声，“那些孩子的校车还是汽车，我们老家那车，那路……”

和戎玉文一样，秦同民也把孩子送回张家口老家。除了担心外，他更气愤。

“孩子交了一万五千元‘捐款’才能进入当地学校就读。”用秦同民的话说，当地学校人员“说话带刺”，“你们去北京风光，孩子回来读书也不能那么容易”。

记者调查的165名返乡读书的打工子弟中，20多名学生家长表示，孩子重回原籍学校上学需交赞助费、借读费等。

“在北京待不下去，回老家还受刁难，我们招谁惹谁了。”秦同民抱怨。

再进打工子弟校

“还在原地打转儿”

9岁的王豫是海淀红星小学的学生。学校被拆后，父母没有办齐“五证”，也面临是否回河南老家的选择。“不忍心这么小的孩子留守在家。”王豫的父亲王耀辉说。

最终，王耀辉把女儿送到了海淀小营村的新希望学校——和原来的红星小学一样，新希望也是一所“未获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

“还是在原地打转儿。”王耀辉很无奈，只是换了个学校，“一切都没变化。”

无奈的是大多数。去年报道中，王豫所在的红星小学的1400余名学生，只有70多名孩子的家长办齐了“五证”，进入公办学校。

“最终‘大头儿’还是都到了我们这儿。”海淀小营新希望学校校长肖海腾掰着手指说，拆迁来得太急，“根本没有现成的分流方案。”当时乡镇政府人员天天找肖海腾“一定要尽可能多安置些。”

肖海腾本身也是被拆迁者，他的海淀马家沟新希望学校也在关停名单中，为配合政府工作，他腾退小营新希望学校部分原本外租的房子，改造成校舍，接收了700多名学生。

事实上，海淀小营新希望学校也是一所“未获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从原本学生不到700人，一下子增加到近1500人，“拆了两所（红星小学和马家沟新希望学校），救活一所，孩子们还是没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肖海腾苦笑着说。

打工子弟校关停风波中，“拆一所救一所”的情况并非少数。

昌平七里渠新龙学校被关停后，校长宗宝平搬到楼自庄重新办校，目前只有60名学生。

在京办打工子弟校10年，宗宝平早已习惯了“拆迁——易址——由小到大——再次拆迁——再次易址”的反复过程。

去年拆迁启动前，昌平区教委和镇政府要宗宝平出一个拆迁后在校学生的安置方案。宗宝平记得，正在谈着，老师打来电话告诉他，通往学校的路被封了。此时，学生还在校正上着课。

宗宝平拍案而起，质问教委和镇政府的人，为什么每次拆迁都是不等孩子有了切实的安置后，再开始动工？为什么非得让孩子们看到推土机进校园？

多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称，几乎所有拆迁学校都是先通知再安置，“你来拆我的学校，让我出安置方案，这合理吗？”

宗宝平说，干这行10年给他最大的感触是，打工子弟学校就像野草，“割一茬长一茬”。虽然目前只有几十个学生，宗宝平并不担心。按照他的估计，不出意外一两年后变成数百甚至上千人，“最主要的是流动人口的需求。”

多名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称，对于大多数只能在打工子弟学校“打转儿”的孩子们，每一次拆迁关停，受教育的条件就会下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