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洗牌60年：高等教育体制重新格式化？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已整整60年了。这次“院系调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至深且巨。直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盘”仍为60年前的“格式化”确定的，当然有发展、变化，但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60年前定下的这种格局，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转型已经严重不适。因此，人们对教育体制的不满、批评、指责，甚至愤怒越来越严重、强烈。这一切都说明，现在已到高等教育体制“重新格式化”的时候了。

大洗牌为什么会发生

1952年的院系调整看似突然，其实有深刻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的原因。

与目前的中小学、职业学校等“现代教育制度”一样，中国的高等院校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大学的学制、院系组织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理念等均仿照西方大学，大学的教授与领导也大都具有在西方留学的经历。不仅如此，大学有国立、私立还有外国教会办的大学。

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教育等上层建筑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西方的大学体制当属“资产阶级性质”。因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一套与西方不同的高等教育体系。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苏联为楷模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义论》中就明确提出了批判帝国主义文化：“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他更明确说道：“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

新中国的成立并非一种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简单的政权更迭。它更是一种社会结构“天翻地覆”的改造，“全能型”的统治模式建立。在这种模式中，“国家”管理、掌控一切，“社会”不复存在。社会职业被简化为工人、农民、干部。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只能是国家行政机构的中一部分，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等都属“干部”。因此，将被视为旧文化、受“帝国主义”影响最重的大学(教会大学更是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统统改造成国家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大学教师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党的“干部”就是必然的了。

教师要人人“过关”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通过的建国大法《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专门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国家大法”为院系调整提供了法理依据，也表明了这种调整要偏重工科、农科。

实际上，新中国刚刚建立，就开始了院系调整。

就在1949年底，百废待兴，万事待举，南部，尤其是大西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之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就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开院系调整的先声。由此可以看出，执政者对院系调整之重视、之急切。

1950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教育部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要在统一的方针下，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根据国家建设规划，将公私立高等学校统盘规划，同类系科归并或组建成专门学院；集中人力财力，扩大工科、师范和综合大学理科的规模。

具体的步骤是：由工业院系的调整进而到对其他院系的调整；从学院的调整进而到对科系的调整；从重点地区、重点院校的调整进而到对高等学校的全面调整。其精神实质是将旧大学“抽象”、“广博”的模式改造成“具体”、“专业”模式，将“通才教育”改造成“专才教育”。这次会议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和其他一系列法令法规，特别强调了教育部负有领导全国大学的责任，并为院系调整提供了具体指导和法令、政策基础。

院系调整不仅是教育直接为经济服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教育作为“专政、斗争工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需要。1951年5月，毛泽东在《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中强调，要“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11月30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对学校，尤其是大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组织清理的目的、方法和步骤。教师要人人“过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经历的第一次“急风暴雨”式的运动。通过“组织清理”，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