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在哪

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受到媒体和学界的关注。“中等收入陷阱”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延伸出来的一个概念。通常，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收入”这个指标，将世界各国(地区)分为四组：即高收入国家(地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地区)和低收入国家(地区)。

2010年世界银行提出的新的划分标准是：“低收入国家(地区)”，995美元及以下;“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地区)”，996—394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3946—12195美元;“高收入国家(地区)”，为12196美元及以上。中国的一些学者，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地区)”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合在一起，统称为“中等收入国家(地区)”。

虽然世界银行用的是“人均国民收入”，但是在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并不包括这个指标，所以中国的学者常常用人均GDP来替代。2001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020美元，从此向“低收入国家”挥手告别。9年后，当表示年份的阿拉伯数字十位和个位掉了个儿时，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361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说，2010年，可以称得上中国的“上中等”元年。

随着10年前中国开始“中等”起来，一个叫做“中等收入陷阱”的幽灵始终对我们“全场贴身紧逼”。2006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警示，即一个国家(地区)进入“中等收入”的圈子后，如果继续沿用以前的发展策略，会使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拉美是一个负面的典型，截至2011年已经“中等”了37年，迄今仍未冲破人均10000美元的大关。东亚曾被当成一个正面的典型，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都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成了高收入国家(地区)。

于是，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也炒得很热。最初的说法是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来又说是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虽然标准有所变化，但最终的说法都是前面有个“大坑”张着血盆似的嘴巴准备吞噬你。后来，“中等收入陷阱”与国产的“矛盾多发期”合体，演变成一个带有“宿命感”的梦魇。即人均GDP没有达到10000美元(按现行标准是12000美元)以前，很多“坏事”似乎都无法避免。

其中最令人震惊的“坏事”是中国的“刁民”数量大增，加上互联网和微博的推波助澜，以“端碗—放碗”为基本模式的各类“事件”似乎像洪水猛兽一般汹涌而来。其实，以上的“坏事”都与“社会心理”相关。什么是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就是人们对现实的社会现象的群体性的共同感受以及由此出发对社会现象作出的普遍性的理解和诠释。社会心理常常反映的是在某个特定的空间和时点上的社会面貌和社会风气，并蕴含着民意的褒贬和人心的向背，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社会心理又与社会需求相关。行为科学领域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将人的需求分成了5个层次，需求层次由低到高的排列是：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自尊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马斯洛的理论还总结出一个有关“需求”发展的规律：一般来说，一个较低层次的需求相对满足了，人们就会转而寻求高一层次需求。此时，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求就成为驱使和激励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需求层次正在发生变化，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可以解释，如今中国人为什么不再像以往那么“顺服”而变得越来越“刁蛮”，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已然转向追求情感、归属和尊重。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社会现象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难以用外力来长久压制的。

再看看世界大势，2011年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很多大事件，譬如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欧洲的债务危机引发的民众抗议，美国示威者的“占领华尔街”，使我们看到，“刁民”现象差不多遍及全球。如果再拿GDP来说事，就会发现这是“哪儿跟哪儿”，绝对“牛头不对马嘴”。因为2010年，美国的人均GDP是47132美元，法国是40591美元，德国是40512美元，英国是36298美元何止“中等”水平，在“富裕”里头都是名列前茅可目前这些国家的“刁民”乃至“暴民”照样闹腾得欢实得紧，有时候看着就像个万众参与的特大“嘉年华”。

由此可见，将“中等收入陷阱”当作“宿命”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真正的危机是在导致社会不满的社会现实逐渐积聚的基础上，其负面影响经过社会心理的放大，加上相应的社会政策不对路，最终导致的社会失衡、失序乃至动乱。如果不理解社会心理、社会需要和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非得想方设法要将其扳到某种“既定模式”中，吃力不讨好且不说，反倒有可能引起更大的逆反心理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