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邓小平如何超越左右之争？ （下）（2）

为什么我们不能运用我们的理性与知识，如同工程师设计工程蓝图一样，设计出一种最符合我们愿望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必须通过试错的方式，来逐步实现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这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能力对于理解极端复杂的社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不可能掌握足够的信息与知识来进行判断，采取何种途径可以克服现存社会的各种障碍，正因为社会的极端复杂性与理性能力的有限性，这就使我们面临如同想走出迷宫的小白鼠一样的困境：小白鼠面对如此复杂的迷宫，它确实没有足够的理性判断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与信息，但它仍然成功地实现了走出迷宫的目标，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通过不断地碰撞反弹，即通过试错过程（Trial and error），找到走出迷宫的路径。

在与激进自由派与激进左派的论争过程中，温和的渐进主义的立场可以概括如下，它主张在保持现存体制的历史连续性与秩序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渐进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最终走向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公民社会建设与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序列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整合秩序的政治权威，传统的文化整合力与对人心的聚合力，均是实现稳定秩序与渐进发展的重要保障。渐进主义的务实理性主义，主张在尊重历史上已经存留的传统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稳健的变革，逐步地摆脱旧秩序，向民主宪政的新秩序软着陆。中道理性主义认为，支持民主有效运作的社会文化条件，必须在社会内部发育成熟，才能迎接全局性的民主选举制度的到来。因此，在经济起飞以后，进一步发展民生，培育与发展公民社会，逐步推进基层民主，让社会发展多元自主的试错机制，在自由争论中发展宽容的政治文化，必须先于选举民主的推进。所有这些都是为选举民主的推进提供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

就其反对左与右的激进主义偏向而言，它也是一种务实的“中道理性主义”。就它强调通过试错的学习过程以获得新的发展路径而言，它的思维方式是经验主义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柏克认为，人类的经验与试错，才是指引人们少犯错误的明灯。在经验与试错中去找求通往未来之路，通过试错来降低成本，降低代价，降低风险，才是稳健明智的选择。

经验主义者，相信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制度模式，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无数代人的集体经验的产物。事实上，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帝制文化与法制传统，是中国人在农耕经验条件下的集体经验，而西方的民主体制与法制文化，也是西方社会近代工业文明发展与本民族传统的结合。如果说，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把现存秩序视为理想社会的障碍，那么，中道理性主义，就其对传统秩序作为发展的杠杆这一点而言，在哲学上也可以称之为新保守主义，因为在中道理性来看，这些传统制度与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不但是秩序的基础，而且还起到转型的杠杆功能作用。新保守主义是从功能意义上理解传统制度与文化的功能的，秩序的可控制性，是新保守主义最重要的价值。

邓小平如何超越左右之争？

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基于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与信息知识的有限性，通过试错反弹来找到通往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的经验主义思想。他与乌托邦主义进行了根本的决裂，他摆脱了教条主义思维，第一次在中共革命文化中，与建构理性主义传统作出了根本的切割，回到务实的经验主义思维的道路上来了。邓小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最深切理解“试错”（trial and error）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性的政治家，他在南方讲话中表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有多种办法，可以留一条尾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邓小平是从试错反弹的方式，摆脱教条主义的建构理性主义的先驱者与思想开拓者。他的思维方式更接近经验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具体目标也是可以不断在实践中修正的，不断改变的。只要我们有一个导向性的价值，通过走小步，步稳步，不停步的方式，就能逐步实现我们的目标。这种“路径障碍，试错反弹，循序渐进”的经验主义思维，现在仍然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

当邓小平重新回到政治中心，他的经验主义思维，使他坚决反对激进的左翼平均主义，由于他作为文革受害者在极左的灾难中的亲历，他对左的东西深痛恶绝。如果说，左的建构理性主义成为了一种“宗教”，在“类逻辑”的迷雾中根本无法穿透，那么，朴素的常识理性与经验哲学则成为他拨开迷雾的明灯，经验告诉他“左”在党的历史上是多么可怕，他多次重申“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鲜明提出“左是更大的祸害”。直到他生命终结，他都对极左的东西深恶痛绝。

另一方面，经验主义也使他反对激进的右翼自由主义，他从中共执政地位对于改革开放的不可或缺这一经验思考出发，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谓的四项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开明的新权威主义的秩序的合法性。这四项原则中的具体内涵已经与毛泽东时期提出的辨别香花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的内涵有着重大的区别。（更具体地说，是以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与人民民主专政。）另一方面，邓小平对右的警惕也是出于一种朴实政治实践经验，作为革命元老派，他对文革中的“大民主”造成的无政府状态记忆犹深，不愿重蹈街头民粹政治的覆辙，其次，他以其人生经验与政治悟性，深知一个后发展国家在经济起步初期，尤其在执政党尚没有通过改革给人民带来实惠以前，在党的威信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以前，在西式自由主义在民间尚具有强大的话语优势的情况下，执政党极有可能在这种强大挑战面前会处于被动地位，这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稳定。冒然实行西式大民主，将会引发政治参与的爆炸性膨胀，并挑战执政党的权威。用邓小平自己话来说，“特区搞建设，化了十几年才有这个样子，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事实上，邓小平认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意识防右的重要性，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邓小平曾在私下里评价戈尔巴乔夫是“看上去很聪明，其实很愚蠢”。

中国现行体制正是在极左革命造成的“路径障碍”的困境之下，通过邓小平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试错的方式，在排除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思维的过程中，逐渐走出新路来的。在政治领域，我们看到的是，先是体制外的激进自由派活跃，八九风波后，邓小平以铁腕方式使激进自由派整体上被边缘化，此后一个时期里，党内左的原教旨主义保守派则活跃起来，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一方面否定激进自由主义对改革的冲击，另一方面，坚决批判向左的激进主义回归，中国终于把握了正确的历史选择，在此后二十年里走出了一条现代化的新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