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邓小平如何超越左右之争？ （下）（3）

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形成的体制，是在左右两极势力逐渐边缘化后形成的一种新体制，它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全能主义-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中蜕演出来的，这种现行体制，即所谓的“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后革命型”的威权体制。其特点是，改革前全能体制的政治资源，如一党执政，国家对传媒的有效控制，党政合一系统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安全、宣传、军队等国家机器对政党的效忠，都被转化为威权体制推进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的工具，它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实现了有限多元化，把劳动者变成市场竞争者，它又成功地把政治参与控制在低度范围，社会自主发育受到国家有力的督导与管控。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全能体制，转变为威权体制。从而具有了威权政治的基本特点。

在改革过程中，这种威权体制的行政绩效、现代化动员能力，抗击突发事件的能力，均远高于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的军事强人型威权政治，这种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强国家，弱社会，更具体地说，就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较为强势，而自主的社会系统发育程度较低。

这是一种把集权动员与市场竞争巧妙结合的运行模式。中国的强势国家承续了革命国家的强力机器，用以保证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的有效管控。在复杂的经济状况中可以迅速做出决定。在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下，在外向经济中发挥了竞争优势。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恰恰具有“权威整合-个体竞争”的集群优势。

由于历史路径不同，文化传统与政治生态不同，它区别于东欧模式、南欧模式、拉美模式、更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模式，它并非人们按某种理念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历史产物。

这种体制在发展经济方面有着原先人们意想不到的奇效，福山认为，“中国拥有非常高质量的权威主义政府。以高压式的机构和独特的方式，对民众的要求负责。中国民众对国家发展的期待和关心也很高。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支持率。从这一点看，中国的体制并不像其他阿拉伯国家那样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