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胡乔木的政途险象

不久，中央召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向毛汇报庐山会议期间刘准备建议搞一个反‘左’文件的事传了出去。这件事引起刘对胡极大的反感。在会议上，刘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和主席之间的私密谈话在中央会议上传了出去，这既是胡乔木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他无法追问的问题，他为此既受到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也再次吞下了“两边不讨好”的苦果。他老毛病的发作与此有很大关系。

1941年，胡乔木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不久，他开始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显示了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极强的写作能力。在文风上，胡乔木和毛泽东有颇多共同之处。毛泽东的意图，胡乔木能够心领神会；对毛泽东所作的重要报告，胡乔木总能及时地通过社论的形式加以具体而透彻的论述。胡乔木也凭借这些出色的社论，赢得了毛泽东的信赖。

关于毛泽东为何赏识胡乔木，新加坡《南侨日报》上的这段剖析颇为精当：“在胡乔木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这一期间，他的思想、修养，获得极大的进步，深得毛的赏识。他的长处是思想周密，眼光透彻，才文并茂。他随毛氏到重庆时期，中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各种歪曲的指责，都由他在《新华日报》上经常撰文予以驳斥。他的文章，紧凑锋利，短而有力，学的是鲁迅先生的作风，常把最精彩的意思用精练的笔调描写出来，警辟动人。”

毛泽东说：“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

新中国成立之后，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新华通讯社社长，还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当然，这时候的他仍然是毛泽东的秘书。

1949年解放后，特别是1957年后，胡乔木明显感到他追随毛泽东的步伐有些力不从心。从1957年开始，他经常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57年初，鉴于当时社会出现的一些不安定的苗头，毛泽东开始了对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命题的思索。这一年，毛泽东就此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最著名的就是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其他消极现象，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谈到所谓群众闹事问题时，毛泽东在27日谈话中强调：“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毛泽东还强调，“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这一年3月1日举行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还谈到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

就在毛泽东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际，《人民日报》却发表了一篇由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所写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在这种情况下，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人提倡了；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也被用来作为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显然，该文的观点与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相符的。毛泽东对此文极不满意，多次进行了批评，指出：“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既然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的胡乔木自然难辞其咎。果然，不久，毛泽东就把胡乔木喊来，狠狠批评了一顿。据《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一书记述：

“4月9日，毛泽东让胡乔木、吴冷西去他那里。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件事，倒是《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说到激动处，毛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了。他说，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

该年4月下旬，毛泽东将24日的《大公报》批给胡乔木，并在报头写了一段严厉的批语：“《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纸，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看到这样的批语，作为《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胡乔木自然会面红耳赤，他再也坐不住了，赶忙亲自动笔为《人民日报》写了几篇社论，紧密配合中央的整风部署。然而，令胡乔木始料未及的是，整风运动突然发生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