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胡乔木的政途险象（3）

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和斯大林晚年相同？

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地工作。

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三十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胡乔木这次发言，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同时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派之前，其领导是正确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对他评价的那样：“总体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比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在庐山会议之前只是略现端倪，毛泽东本人对此也是十分清醒、十分警惕的，后来林彪出于夺权的目的大肆推波助澜，才使这一现象愈演愈烈的。所以，那时候，彭德怀、张闻天说毛泽东像“斯大林的晚年”本身缺少依据，也就经不住胡乔木这番批驳。

在作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后，胡乔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威信，亦即权威，认为权威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胡乔木这样说，当然是提醒人们还是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

胡乔木的这次精彩发言，毛泽东听了极为满意。翌日，毛泽东在发言中表扬了胡乔木：“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是我们的人。”这里的“俱乐部”是指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代称），“秀才们”则是指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陈伯达。毛泽东这两句话是说李锐投靠了彭德怀，而其他几个笔杆子站在自己这边。

胡乔木凭借这次发言有惊无险地化解了一次危机，重新赢得毛泽东的信赖。

“中共最高层的两位领导人的严厉批评，给胡乔木带来的压力难以想象。”

1961年1月底，胡乔木为中央工作会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

胡乔木写完文件，就遵毛泽东之命赴湘调查。其时，毛泽东有意让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那么，为什么要胡乔木他们下去调查呢？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他们去农村获得第一手材料以“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从而“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然而，胡乔木送上来的材料却让他大失所望。

下去调查后，胡乔木一连向毛泽东报送了4份材料，一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二是关于韶山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简报；三是关于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的情况；四是毛华初访东茅塘生产队的调查材料。这些材料几乎都是农村存在的问题而非农村所取得的成绩。靠这样的材料，如何“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靠这些材料，又如何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胡乔木在汇报这些材料时，其“书生气”又犯了。从李锐下面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对胡乔木的“书生气”，毛泽东十分了解。

“有一天，刘澜涛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广州会议时，主席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

这一回，毛泽东要他去调查，证明右派分子的话讲错了，而胡乔木汇报上来的材料恰恰说明右派分子的话没讲错，恰恰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胡乔木这一回又用他的材料把毛泽东“顶到墙上，顶得要死”。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胡乔木汇报上来的材料不符合自己的要求而责怪胡乔木，相反，他对胡乔木提供上来的材料很重视。

“毛泽东对胡乔木报送的材料十分重视，自己的家乡比1959年回去时问题严重多了。毛将此信和材料批转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他印发给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随后又写信给汪东兴，让汪打电话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王延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并让汪将此信转给还在湖南调查的胡乔木。”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原因有两个，一是毛泽东此时仍很信赖胡乔木，知道胡乔木是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所以，虽然胡乔木汇报的材料不是他想要的，他也没有怪罪胡；二是胡乔木所调查的地方是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家乡遇到了困难，主席岂能不管？然而，胡乔木却把毛泽东对家乡问题的重视当作毛泽东又想反“左”的信号。于是1961年5月，当胡乔木结束调查赶回北京向主席汇报时，他谈到了反“左”的问题：

“当胡乔木返回北京时，已是盛夏季节。尽管一路劳累，胡乔木还是赶紧去毛泽东那里报告调查情况。谈话中，胡乔木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他还谈到庐山会议时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刘少奇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的文件的建议。形势已经如此，毛泽东自然说不出什么，他只是说：‘啊，有这回事！”

笔者以为，胡乔木的这次谈话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他的这番话犯了两个错误：其一，庐山会议其时已经尘埃落定，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会议定性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而他“却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毛泽东听了，作何感想？其二，他不该把刘少奇未公开的建议私下汇报给毛泽东，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客观上这样做会使两个高层领导产生误会或龃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