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纪平：用发展的力量守护国际关系道义准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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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西方人一面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阻碍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一面借种种保护主义手段破坏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比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开放程度都要高，甚至可以说也高于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国先后有几个企业到美国投资，美国议员们将商业投资政治化，声称威胁国家安全，要求美国政府展开调查。华为公司是一个典型的民营企业，其创始人曾在基建工程兵做技术工作，美国等国家硬说这个企业有什么军界背景，华为公司去兼并美国一家很小的电信公司，都被说成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最后也只得作罢。反过来，美国很多企业都是由退役将军当董事长、顾问，如果中国也按照美国的标准把这些美国企业拒之门外，它们又会是什么感受？

某些西方人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无端发难。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外开放和投资的环境，也涉及到中国国内自主创新能否顺利开展，如果不很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就会伤害企业和科技人员的创造热情。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始终抓住保护知识产权不放松，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不断加大执法力度。目前中国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牵头组成了跨部门协调机制，每年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重点，降低了依法追究的门槛，近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五六千人由于侵犯知识产权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过的道路，这个进步是很了不起的，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这一巨大成就不是某些西方人几句话就能抹煞的。

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将下降40%—45%，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也将达到15%左右。然而，某些西方人无视本国不履行有关国际协议的事实，向中国挥舞大棒，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通过所谓的计算来抱怨中国使用能源太多，无视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仍处于较低水平的事实，无视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努力，将全球气候变暖的责任毫无根据地推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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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是一个庞大繁杂的体系，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境遇有不同的体察。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强调，要 “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这一论断既朴实无华又高屋建瓴，为人们观察处理国际关系指明了方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简单明了，平等包容、摒弃恶意、自我约束是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然而，某些西方人是如何对待中国的？中国人又有怎样的感受？

面对西方妖魔化中国的事实，就连英国《金融时报》也曾刊载文章指出，中西双方认知分歧的加深，主要是西方国家用不同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和要求中国。一方面，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无论处于何种情况都应保持克制，要求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总是用西方价值观以怀疑和不信任的目光审视中国，甚至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对中国采取指责或惩罚性限制措施的态度。因此，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天性，每当中国被卷入国际争端，西方的政客和舆论领袖总是不分青红皂白指责中国。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受到多重标准的苛求。

道德不是自我标榜的说辞，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出于“合乎道德的理由”干不道德的事。值得警惕的是，在某些西方人的词典里，“正义之爱”不过是“不正之心”的代名词。这些人对于中国的“见解”是其殖民心态的不折不扣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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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关系中的坚冰有历史的积淀，也是后者面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应对之策乃至阻遏扰乱中国发展进程战略图谋的产物。

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是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推动下，伴随着对外野蛮殖民侵略形成的，这一过程充满了血腥和掠夺。资本主义的扩张不仅是物质的，也是思想的。伴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尤其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深入发展，这种思想的扩张所承载的使命和期冀不断加重。

早在本世纪初，美国一些战略人士就指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性”，只有将这一价值观念推广到全世界，才能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实现美国治下的长治久安。

无论是伊拉克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仅靠武力实现政权更迭，而且要改变被占领国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运转模式。一句话，“软力量”的“侵略性”越来越突出。正如马克·赫兹加德在《鹰的阴影》一书中所言：“现代美帝国殖民的是思想，而不是土地。”

中国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稳步前行，看不出发生西方所希望发生的那种变化的任何迹象。中国的成功将动摇西方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道义准则”。没有什么比这让恋恋不舍历史迷梦的狂想家们更痛苦的了。

中国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改变了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力量对比，也丰富发展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哥伦比亚豪尔赫·塔德奥·洛萨诺大学教授奥斯卡·巴里恩托斯这样总结中国的发展成就：领导精英具有良好的执政能力与预防危机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任人唯贤，以德治国；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具有很高的道德威望，中国模式代表着本国的文化和历史，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政策的渐进性和谨慎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都是中国的特殊属性和特有文化。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在《中国在新的全球路线图上标明路线》一文中指出，中国崛起的方式以及速度之快，多数人始料未及。这对本地区、西方以及西方的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影响广泛深远的进程的首要催化剂。

中国的成功实践再次证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西方内心深处难以舍弃的“历史终结论”不过是人为编织的一道梦幻彩虹。所谓人类发展“终极目标”以及“单线性发展模式”，不过是陈旧历史哲学思维的新变种。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无意于任何形式的“思想竞争”。但是，中国也不会容忍任何人垄断发展道路的选择权并以此挤压中国发展空间、扰乱中国发展进程。这也是对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和正义的坚守与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