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平：中日关系能再一次跨越危机吗（2）

因此，不能妄称“军国主义复活”，轻断“中日必有一战”。日本政府间或释放“自卫队出动”之类的空气，也未出舆论测试和情报战、心理战诱导的范畴。

然而，如果把中日关系定义为“人民友好”与“极少数右翼分子破坏”的对立，试图继续“搁置争议”以求合作、谋发展，则也是脱离日本实际的。

战后的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促使美国采取片面对日议和、隔绝中日关系的冷战同盟政策，而中国的对日外交基于“日本人民”的意识形态想象和国际统一战线考虑，甚至在贸易、渔业照顾和释放战犯、放弃赔偿、赞同武装等方面曾经自许“比美国还宽大”；但事实上，“日本人民”是与“日本政府”在利益共同体意义上同构的“日本国民”，日本政府既结盟于对中国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之痛的美国就不可能“亲华”。另外，中国在邦交正常化交涉之际，把争取日本承认“一个中国”设置为谈判主题而取代了“战争责任处理”，给邦交正常化之后的中日关系遗留了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纠纷问题，成为40年来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的结构性原因。现在，周期性恶化所积累的误解、敌视和蔑视已经左右着日本的主流政治心理，“战略互惠关系”内涵的“政治经济分离论”乃日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双赢术，历史认识的帝国精神复活和海洋岛屿权益欲望已经不再被克制。

但既要政治经济双赢，日本就会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发生“钓鱼岛战争”，其目标是以外交谋略推动从“实际控制”到“实际占领”的和平演变。为此，作为遏制“中国威胁”国际政治环境整备，一是通过2010年的撞船事件取得美国政府关于“日美安保适用于钓鱼岛”的保证，二是赞助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海洋岛屿纠纷。而作为国内社会环境整备，一是通过东京都“购岛计划”推出议题以打破中日之间“共同不开发”的现状而谋求日本单独开发，二是发起“购岛募捐”作为调动“领土爱国主义”的连续性情节广告。至于政府的“国有化”议题，无非是以不便节制东京都“购岛”为借口诱导中国接受“钓鱼岛交易”、默认“钓鱼岛事变”的外交谋略。

但日本的外交谋略在中国没有得到严肃的理解，舆论更处于被日本诱导的状态，主要反映在撞船事件时惟求息事宁人，而东京都“购岛”则斥之为“日本战略焦虑”、“极少数政客的闹剧”的肤浅态度，切愿日本回到“搁置争议”的“友好大局”。

这源于日本的舆论诱导和中国一些人一厢情愿地维护“搁置争议”的经验主义应对。事实上，既然“钓鱼岛危机”一再发作，就应该正视“搁置争议”的“友好大局”已经不复存在的现实，抛弃把中日关系的国家利益冲突视为“少数右翼分子”搞“小动作”之类多少有些自欺性的想象，从严肃的国家间政治责任出发设置媒体议程和外交议程，一开始就在道义和主导权的意义上遏制住事态的发展。

然而，“右翼闹剧论”、“日本战略焦虑论”之类的贬斥、嘲弄，麻痹了中国的外交反应；及至东京都登岛宣传和“国有化”概念操作席卷日本，中国再疾呼“可以休矣”为时已晚，日本的“尖阁诸岛”欲望已经民粹化、政治化而很难止步了。但日本用心主导事态的发展，通过东京都登岛意向和议员“慰灵祭登岛”申请，向中国制造“钓鱼岛危机”已经临界的压力，牵引出中国舆论的强烈反应和香港保钓人士的登岛行动，再以拒绝议员登岛申请的主动权和放任“慰灵祭登岛”的既成事实后发制人。日本外务省拒绝中国大使抗议“慰灵祭登岛”，并指是由于中方登岛在先、必须防止再发的高调一出，“钓鱼岛危机”就陷于纠缠不清的泥沼化状态了。

破解“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的历史虚构

日本流行着“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性“话语”，这种立场性“话语”试图掩盖“钓鱼岛问题”所内含的领土争议性质。中国必须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艰难的外交奋战，给以澄清。归结起来，扭转事态的唯一可能在于中国对日外交的革新，即正视“搁置争议”的不良后果，立即着手解决“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议程。

事实上，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田中角荣首相和周恩来总理就“搁置争议”达成了共识，而且是田中主动提出了这一议题，并在询问周恩来“这次不想谈”的原因之后，明确表示“以后再说”。但日本现在公布的档案是“1988年9月的打印稿”，其中既无“以后再说”之约，甚至给人连周恩来也说“尖阁诸岛”的误导，至为离奇。日本学者就是根据这种明显荒唐的资料论证“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并埋怨田中不该主动提出这一问题并不吝盛赞周恩来为“优秀政治家”的。

还应该注意到，日本外务省在邦交正常化谈判前夕准备的文件《日中之间悬案事项》中，是把“尖阁诸岛领有权问题”列为首要的。当然，其中说明了日本政府“坚持”日本领土“无可置疑”而拒绝谈判“领有权问题”的“立场”。然而，田中角荣并没有“坚持”外务省的自我中心“立场”，倒是主动和周恩来确认了“以后再说”的共识。结束谈判回国后，田中还在首相官邸对记者说：“逐两兔者不得一兔。现在中日终于打开邦交了，还留有非常严峻的问题。”可见，正是田中角荣和周恩来“求同存异”的精神筑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过去，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邦交正常化；现在，不承认这个前提就等于破坏中日邦交。这是当前中日紧急交涉“钓鱼岛问题”的根据，日本所谓“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论乃脱离史实的虚构，不能自圆其说。

努力重新达成国际法文件

温故而知新，这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知识思想智慧，也早已成为日本传诵的哲理。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困扰中日关系的“钓鱼岛危机”，正是两国外交没有严肃理解“以后再说”之约，没有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探讨解决遗留问题的结果；如此懈怠，遗留问题反复发作则刺激出实力对抗的言动，再不解决就难以超越危机了。中日应回顾邦交正常化的原点，重温和平友好条约的“非武力”誓言，立即开始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共同研究和外交交涉。鉴于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的教训，这一共同研究和外交交涉必须排除任何“君子协定”或“默契共识”，而达成确认归属或无归属前提下共同开发的正大光明的国际法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