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机遇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3）

这是因为：

第一，世界经济已经步入较长时期的衰退期。随着苏联亡党亡国，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始于撒切尔和里根时期的“全球私有化”浪潮正将世界经济引入绝境。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近1/4的国民收入。全球范围内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几乎都是穷人愈来愈多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少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的根本标志就是主权债务和财政赤字都在急剧增多。2011年美国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分别逼近100%和达到11％。而2011年欧元区17国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平均值分别超过87%和6%。至2012年财年底，日本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32%和超过10%，都远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和3%的红线。全世界范围内广大民众的有效需求都在急剧减少。随着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和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根本矛盾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必然将进一步衰退，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将进一步复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根本制度之间的竞争、博弈和较量，将是十分长期的、激烈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残酷的。

第二，更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还在后头。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应对危机的主要举措从财政货币政策上看，要么紧缩财政开支，要么实行货币扩张；从直接增加临时性财政收入上看，出卖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为政府还债筹款或减少必要的政府补贴。以上举措，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可以局部、暂时缓和矛盾，但均是在较长时段内在为全球爆发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准备条件。从紧缩财政开支看，其直接后果是减少社会有限消费，进而加重社会失业，导致更多的企业倒闭，从而进一步推高失业率，引发社会动荡。如希腊、日本等国目前采取了直接削减公务员工资等。从实行货币扩张看，在采取几轮货币扩张政策之后再大幅货币扩张，其直接后果是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普通民众积累的有限财富锐减，同样是更多的企业倒闭，进而推高失业率，引发社会动荡。从出卖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为政府还债筹款或减少必要的政府补贴看，其直接后果是私有资本或外资资本更多地掌握原来国家掌控的事关国计民生的水暖电气公共交通等战略企业和土地、矿山等资源。贪婪是资本的本性和生命且无孔不入。等资本控制这些企业和资源后，将会设法从普通民众那里榨取更多的劳动和财富，进而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如在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正在加快私有化进程，拟在2012年9月底之前，将国有天然气公司和气体供应网私有化。希腊政府制订的逾90%的私有化计划包括国家土地和基础设施的租用和销售。所谓正在经济转型的波兰，2012年上半年执行了159个私有化项目，其中60个已成功私有化，政府上半年获得的私有化收入达37.6亿兹罗（约合11.45亿美元）。这将进一步加剧其国内的贫富两极分化。从高新技术创新实现经济转型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同样是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劳动收入、增加资本收入，进而加剧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这一突出矛盾。比如，2011年富士康生产线仅有1万台机器人，2012年达30万台，2014年则高达100万台，相当于其目前工人的总数。等到全球主要产业工人都被机器所替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民众则失去工薪来源，由谁来购买和消费充斥市场乃至全球的商品？上述种种举措，非但不能解决目前世界各国面临亟待解决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一根本问题，反而又进一步将社会上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推向赤贫，导致极少数人的暴富。当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生活濒于死亡边缘，反抗倒可能是一条生路之时，社会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了。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在陨落，但其较为强大的经济其中包括金融及军事等硬实力，国际规则制定、意识形态操纵等所谓的软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仍占着统治或垄断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尽管有明显的衰败迹象，但也应充分认识其较为强大的经济其中包括金融及军事等硬实力，国际规则制定、意识形态操纵等所谓的软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仍占着统治或垄断地位，其拥有多种多样的“调节”手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挽救经济颓势，在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竞争、博弈中，当然会首先采用其所谓的软实力或软硬力量并用。然而，一旦采用常规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决不排除其采用非常规手段以达到最终目的。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竞争、博弈背后围绕能源、粮食、金融、互联网乃至领土、海域等各方面的较量将会出现十分激烈的局面。这种较量将可能极其残酷。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说，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存在这个战争根源不消除，战争就不会自行消失，和平也不会覆盖全球和持久。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不同阶级、民族和国家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仍在不断滋生新的战争条件，引发新的不同性质和规模的战争。在世界格局中，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最危险：一是世界大国力量过分悬殊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讲的是此时情势。二是超级大国处境极端困难时，“困兽犹斗”的“垂死挣扎”讲的是这种情况。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危机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政治危机。而战争则是政治的最高手段。必要之时，所谓的“国际社会”必然会乞求于战争，这是它们企图摆脱危机的最后也可能是最高最有效的途径。当然，寻找恰当的代理人的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最佳选择。在当下的亚洲，其最佳的企图就是利用中国与越南、朝鲜与韩国以及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将来是中日、中印之间等，美国甚至可以重演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头卖军火来发战争财的故伎。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应对，才能维护自己的经济政治权益，保持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我们必须坚定地捍卫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一点上我们决不能有半点的含糊和动摇，否则，我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但是，在当前极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也必须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上精心运筹，纵横捭阖。

第四，美国盲目自大已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大国。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保罗·克雷格·罗伯茨最近撰文说：“事实再清楚不过，华盛顿的两个政党，都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中国。只是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的目的是摧毁这两个国家，还是仅仅使其无力反抗华盛顿的世界霸权”。（ 保罗·克雷格·罗伯茨：《世界能够在华盛顿的盲目自大下幸存吗？》，西班牙《世界报》2012年7月1日）人们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常常也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先生关于华盛顿的两个政党，都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一判断，笔者深以为是。至于美国的目的是摧毁这两个国家，还是仅仅使其无力反抗华盛顿的世界霸权，这要看三方的各自实力与应对互动的战略。使俄罗斯和中国无力反抗是美国的阶段性目的，而摧毁两个国家则是美国最为理想的目标。美国为了拯救自己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有可能步入较长时期衰退的经济，如果没有全球的大战略，这几乎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乌托邦。美国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中国，其主因是俄罗斯有着无比丰饶的资源和强大的军事工业，而中国则有着无比广阔的市场和正在崛起的经济实力。另外，在美国眼里，俄罗斯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正在恢复民族主义的所谓“专制”，而在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这在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上，对美国都是致命的威胁。当然，也要防止在特定的条件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成功离间中俄关系，以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首先把主要矛头集中围剿中国，然后挥师北上再进而肢解俄罗斯，以达到称霸全世界的目的。笔者深信，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绝对不会束手就擒。这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对美国这一战略目标的反抗也将会是波澜壮阔的。从根本上说，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最终是势不两立的，二者之间决不可能实现战略目标上的共赢与和谐；两者之间的利益最大交汇与交融只是在实现我们根本目标时的合作方法和策略手段。

第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收获期可能还有3至5年最多10年左右时间。苏东剧变后，全球经济进入高速经济发展期，这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推行的结果，并有着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厚廉价的各种物质资源、十分便宜的劳动力其中包括高科技人才在内的各类人才，以及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吸引一些高污染的外资项目以推高国内GDP总量，从而增加税收、解决就业的经济发展冲动。而发达国家一方面正好把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和高劳动力成本的企业大规模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其国内加速科技和产业产品创新，以不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在全球在更高层次领先经济发展潮流准备了新的战略与具体条件。从眼下看，这种对投资与被投资的双方各自都有利的合作方式还可能要持续几年时间，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特别是新兴国家的收获期可能还会有3—5年甚至10年左右。正因如此，许多有见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都在十分猛烈地抨击着新自由主义，强烈要求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壮士断腕式的改良。从一定意义上讲，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这种合作，往往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赢得眼前一时利益为代价的。一旦这一眼前利益“共赢”的收获期结束，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其实，在当下的所谓主要的新兴国家，物质资源已开始有所匮乏，劳动力成本已有所提高，投资的环境成本也在加大，部分外资已开始携带赚取的丰厚利润从这些新兴国家撤出，并向成本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外资大规模撤资之时，也将是新兴国家困难到来之时。这将进一步加剧全球范围内的所谓“经济失衡”，带来更多的全球性动荡。

第六，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世界上各种各类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将进一步暴露与激化。一些固有的民族、宗教矛盾，一些国家间的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纷争等问题都有可能激化。

在世界正处于这样一个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的前夜，会随时发生我们可以预料甚至大量难以预料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对此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具体的战略应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情况突然发生之际，及时、正确地抓住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应对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