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地方版四万亿有何积极意义？

近来， 中国地方政府的新一轮投资密集出台，据初步统计，有贵州3万亿；重庆1.5万亿；广东1万亿；山西1万亿；湖南长沙8300亿，数十天内，全国出台的地方投资计划总额，即达7万亿之巨。如全部到位，估计地方投资，将不下十亿，被称为“地方版四万亿”。

“地方版四万亿”引起了广泛的质疑，是否会引起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加重经济结构的病症？地方财力如何保障？

事实上，此四万亿非彼四万亿。就未来观之，“地方版四万亿”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突破，将对未来中国经济格局，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值得大力支持与鼓励。

被架在火炉上烤的地方势力

某种意义上说，本次地方投资狂潮，其实是变相对国家发展战略部分缺陷的修正。

近十年来，各地如何发展，国家规划的色彩日益浓厚，哪些地方得到扶持，很多不是依靠市场判断，而是根据政治地位排队。比如，最近几年，新区都落户到几个政治地位高的直辖市，这对于其他地方，是不公平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某种意义上，与国家资源的分布不均有很大关系。本次地方大规模投资，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以及欠发达地区，其实对于国家的均衡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存在两大经济体系，一是横向的经济，就是区域经济，或者是地方经济，二是纵向的经济，即产业经济。

目前，中国的两大经济体系，均出现了问题，而根子都在上层。

就纵向的产业经济而言，从2008年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至今，各级投资几乎都流向了建筑、钢铁、铁路、公路等基础行业和重工行业，而一些轻工行业则危机重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纺织、玩具等大量生活消费型企业纷纷倒闭。从企业所有制来说，大规模投资浪潮，主要偏向了各种中央垄断企业以及地方性国有企业。最后的结果，造成了对于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伤害了中国经济的元气。几乎摧毁了中国的产业经济。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努力方向，发生了重大逆转。

从横向的区域经济而言，地方投资狂潮，对国家战略层面的失误亦是一种修正。

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还一个是势力庞大的垄断央企。

以央企为代表的垄断势力，日益强大，不断膨胀，不仅挤压了民间经济的生存空间，亦对地方造成了挤压。造成地方发展权限的收缩。地方对央企的依赖日益加强，出现了大规模的央地联姻。地方发展，受到“外来和尚”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本土经济受到压制。假使在湛江的中石化和宝钢撤退，湛江当下的GDP将下降一半以上。假使央企都撤离滨海新区，滨海新区将遭遇毁灭性重创。。

就财权而言，实行近20年的分税制，使财力越来越集中到中央，地方财政自主权萎缩，到底哪里最需要投资，投资什么项目，地方往往无法决定，还需仰仗中央。特大项目的投资，亦集中在中央一些部门，而中央在全国的财力分配并不均衡，由此，则滋长了跑部钱进的歪风邪气。也助长了按政治地位排队分钱的恶习。集全国之财富，并没有投到最需要的区域，亦没有投到最需要的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活力体现之一，就是地方逐渐拥有比较大的发展自主权，最近几年央企的强势扩张和中央财权的重新集中，事实上削弱了地方自主权，到北京跑项目，远比发展本土经济，培育本土品牌来得快，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一种重视大项目而轻视中小企业的风气。本次地方自我发展的强烈冲动，将有效纠正这种风气，壮大地方经济实力，动辄数万亿的投资冲动，将有效稀释国家层面对部分区域和产业的“偏心”，在产业领域，山东魏桥、陕西电力等地方企业，打破了电力领域的垄断，是一个新的动态。未来值得鼓励。

地方版四万亿被诟病的同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如果政治地位不高，本地又需要发展，去北京能讨到钱吗？如果讨不到，不自主投资，还有别的出路吗？

简言之，这十年，中央的收权的结果，不仅造成了官进民退、亦导致了“央进地退”。地方发展动力被束缚，地方版四万亿，将打破按权力配置资源的模式，稀释资源错置的祸害，同时，将冲破垄断央企的挟持，逐步形成地方自主发展的传统，掀起地方经济自治的风潮。弱化行政计划，还权于地方。中国需要对中央和地方的权限进行重新划定，确立以地方为主的发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