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创造了重庆的经济奇迹（2）

有趣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英镑突然贬值百分之十四点三。港元当然也跟着贬。但不到几天郭老把港元兑英镑的汇率提升了百分之十，又再紧守。这是郭伯伟，反应快，判断准。

郭老思想清晰，推理快。他喜欢按着原则以简单的方法处理问题。例如他坚持的税制是地球上最简单的：不累进，没有什么退税或扣税条款，不管是个人的收入税还是企业的所得税，一律是百分之十五左右，历久不变。进出口的关税一律是零。物业征收的差饷说明是差人（公安）的粮饷；物业税说明是皇家的地租，微不足道。

郭老也反对政府补贴任何事项，曾经直言政府补贴教育是没有原则的行为，只是他作财政司时好些教育及医疗的政府补贴已经存在，难以取缔。跟今天香港政府的乐善好施相比，仿若隔世：今天香港政府提供的庞大福利综援支出，在郭老时代无法想象。

我认为郭老在任时有一项严重的失误：香港有租金管制。虽然这管制起自他上任之前，但他没有迅速地拆除。可见租管这回事，来时容易去时难也。我知道他对政府提供廉租房耿耿于怀——起自他上任之前，但上任后还继续增加。这方面我给他安慰，说：这么多的难民跑到香港来，不给他们栖身之所治安你管不了。他听着，显然感到高兴。后来廉租房搞得一团糟，彭励治问我怎么办，我说全部廉价卖出去算了。过了不久彭老找我，说依我的建议去办，但遇到几个利益团体的反对，办不到。今天中国内地没有什么难民，也大手推出廉租房，老人家劝而不听，将来他们会知道老人家料事如神也。

郭伯伟任财政司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遇到的困难上苍也解救不了。这段时期前有弄得饥荒遍野的人民公社，后有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偷渡、游泳到香港的内地同胞无数。一九六七、六八年间香港因而出现了近于无法处理的暴动。到一九六八年，香港的地价及楼价跌到近于零！这边厢身无长物的偷渡客每天数万涌进，那边厢有点学识及财富的香港人纷纷离港，跑到加拿大等地方去。然而，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十年，由郭伯伟掌管经济，香港的人均实质收入上升了百分之五十，贫困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

一九六一年香港的人均收入只有英国的四分之一，到九十年代则超越了英国。郭老铸造下来的处理经济的法则说不得笑。在文革近于尾声的七十年代，由夏鼎基掌管经济，小小的香港，在成衣、玩具、手表等约五项重要的工业产品的数量，皆冠于整个地球。是来自内地的难民及偷渡客的勤奋操作的成果，鼓励着他们的是郭伯伟划定下来的经济制度。

香港的郭伯伟与重庆的黄奇帆怎样比较呢？困难不是不能比，而是我跟黄市长不熟——见过他三次，倾谈只是最近的一次。前文写黄市长，一位朋友在网上算算，各路英雄读者的点击加起来近百万。不怎样了不起——文章逾百万点击的常有——但该文主要是写经济理论，近百万点击是罕见的了。可见黄市长在内地的大名是家喻户晓的。

论本领，我们当然要先说工程的困难程度。我说过重庆是一处不容易搞起经济的地方。然而，从困难程度衡量，郭伯伟在任的六十年代的香港应该比今天的重庆困难。另一方面，黄奇帆主理的重庆经济的发展速度，则远比郭伯伟时代的香港为快。不止此也，在转到重庆之前的十年，黄奇帆是上海浦东发展的其中一个主要人物，创造了的是另一个经济奇迹。

郭伯伟不要看统计数字，黄奇帆不仅看，而且多看。处事的手法有别不论，我认为他们二者面对的局限条件不同，需要知道的讯息因而有别。黄市长要从毫无经济的基础起步，不能没有策划，而此策划也，不能没有各种数据作为依凭。郭伯伟当年处理的香港虽然灾难重重，但市场运作的基础可能冠于地球。一七二○年，康熙皇帝在广州设立专为对外贸易的公行（起初是七家，后来是十三家，世称十三行，鬼子佬称行商）。香港位于珠江出处，港口绝佳，善于贸易的商人早就满布了。这是远在上海崛起之前，虽然在解放前上海是后来居上的。

我这个老人家从来不用名片，而除了替他人写推荐信从来没有说自己是教授。然而，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到处的人皆以「教授」称呼我。教授的一个职责是给外人打分。那就让我试行打分吧。

如果诺贝尔的经济学奖不是给发明方程式的大师们，而是给为人类生活改进作出大贡献的奖项，请我提名，在知道的近代人物中我会怎样排列呢？我会首推邓小平，次推朱镕基，跟着有三位平排：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郭伯伟。黄奇帆呢？他还在盛年，来日方长，既有机会再创奇迹，也有机会心不应手，今天打分是太早了。还有，我认为黄市长今天的「独裁」权力，比不上昔日的郭伯伟，所以是得是失，打分的比重是会较轻的。

一位大师对人类经济生活的贡献，不应该限于可以直接衡量的。影响自己管治之外的其他地区同样重要。引进对外的影响作考虑，我要把郭伯伟的分数大幅提升，升至朱镕基的层面，甚或过之。这是因为在中国改革初期，香港的经济奇迹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无论是制度讯息的传达或是香港商人身先士卒地跑进内地去的拼搏，是给中国提供改革不可或缺的局限转变。这样看，代表着香港传统的就只是郭伯伟一个人站着。邓小平先生呢？古往今来无出其右！

一九八三年，当我到北京跟钱俊瑞等老干部朋友倾谈时，我直言：「不要说我不懂中国；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比你们少。你们还是看看香港吧。那里有些什么呢？主要是来自中国内地的难民及偷渡客，是这些一穷二白的中国同胞把香港的经济搞起来的。为什么他们在香港可以，在内地不成呢？」当年我每次举香港为例，北京的朋友皆无言以对。

时移世易，舞榭歌台，昔日香港的居民不仅到内地投资，也带进了郭伯伟创立下来的关于市场制度的讯息。今天是倒转过来了：内地的自由行者到香港买楼购物，支持着香港，而一些朋友则恨不得香港有个黄奇帆。思之怆然，能不感慨乎？何其感慨之为甚也，能不感慨乎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