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 包容性体制创新论（2）

以上是经济领域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果再放宽视野审视社会领域的问题，就会看到，现在中国社会领域矛盾比较尖锐。主要也有三大矛盾：一是社会腐败严重，特别是官员寻租行为令人忧虑。在“透明国际”组织2010年发布的“清廉指数”排名中，中国在1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78位；二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除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外，因机会不均等和分配过程的不公正而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几乎迫近社会的容忍度；［7］三是公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例如在征地、拆迁和社会治理中的矛盾比较尖锐）。

面对经济社会领域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多元交织的复杂局面，急需突破改革僵局，按照正确的方向和路径推进改革。这就要正视转轨的三不足：即转轨动力不足；转轨队伍不足；转轨共识不足。要克服转轨的三不足问题,就需要树立“包容性体制创新”理念。

除了突破中国大陆自身改革僵局的问题外，从更大视野研究,还有对构建两岸“合赢”新格局和世界“新普世文明”大格局的考虑,这两点拟在下一部分结合构建“大屋顶”一并分析。

二、“包容性体制创新”的框架：构建三个制度文明“大屋顶”

“包容性体制创新”的基本架构是什么？这里提出构建三个制度文明“大屋顶”的构想。下面逐一加以分析。

（一）整合各种改革力量，在“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双线均衡”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改革的“大屋顶”

近年来，中国改革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其一，围绕是否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取向”的改革问题上，理论界再次出现了争论。一些论者对坚持市场化取向改革有所动摇，一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有所停顿，市场化改革动力出现弱化倾向。其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权力与资本合谋、权力与利益交换”的严重腐败和种种不公正现象，如何排除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新的战略问题。其三，“十八大”之后，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新体制，不应再是前一阶段改革思维定势的简单延续和惯性运作，而是需要基于新情况、新矛盾而进行更加系统的制度设计，需要提升为更具时代“大智慧”、更有宏观“大视野”的超越性改革战略。这种带有超越性的改革战略，应该是能够“上见天光、下接地气、中立人本”的战略。如果“上”不能见“天光”，“下”不能接“地气”，中间不能确立“人本”，那样的改革战略是不成功的。以上诸点，要求我们树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在改革思路上讲求一个“容”字。

几年前，笔者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提出“双线均衡”理论，即：“在中国，社会公平和下一步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可以兼容的。在这一点上，我的基本想法是‘两线均衡论’：中国的宏观决策层需要学会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跳舞’。要兼顾两个方面，并把握‘两个鸡蛋’的均衡点。”［8］288这就是我一再讲的中国要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跳舞”，而不要把任何一个“鸡蛋”打破的主张。并指出“如果打破了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倒退；打破了社会公平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动荡”。

拙著《人本体制论》出版后，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这使得市场经济理念受到新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已陷入绝境。我认为，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是应该汲取的，特别是这场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市场经济的弊端和局限更值得反思，但当代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真的陷于绝路了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

中国和美国，除了社会制度差异之外，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度”，所谓“过犹不及”。美国存在市场配置“过度”（尤其是虚拟经济市场过度）问题，而中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一方面，我们苦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这就是所谓的“培育不及”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苦于市场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种种弊端，如带来的社会腐败、贫富差距和社会诚信减弱等问题。而复杂性在于，尽管市场经济有上述种种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体制，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在联合国一百九十多个国家中，目前也只有朝鲜一个国家采取“反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对此不能动摇。

从理论上说，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和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天生反特权的。但是，也要看到，即使按照平等的交换原则，由于每个参与分配的个体的能力和各方面情况不同，分配结果仍会造成某种不平等。这是需要补救的地方。

现在，从全球范围来看，社会公平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比较大。2011年世界爆发的几起重大事件（如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伦敦骚乱事件和阿拉伯变革事件等）表明，尽管各国民众诉求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如发达国家的民众主要不满于经济不公平，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除了不满于经济不公平外，还不满于政治不公平），但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是共同的、本质的。

下一步中国和其他转轨国家的改革，应该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双线之间的均衡。在此基础上，超越改革的各种传统思维，整合改革的各种健康力量，构建起中国改革市场化和社会公平的“大屋顶”。坚持这一取向，可以凝聚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共识。

（二）融合两岸和平发展力量，在理性务实的基础上，构建两岸共同“聚兴中华”的“大屋顶”

探讨“包容性体制创新”,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局着眼，除了中国大陆自身的改革以外，还有如何促进两岸和平发展中的“包容性体制创新”问题。这是作为转型国家的中国特有的情况。“海峡两岸”这一概念是在1972年由当代著名谋略家基辛格博士与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联袂创造的，首次出现于当年的《中美联合公报》中，至今仍被人们所使用。这个概念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包容性的大智慧。今天我们所说的两岸关系，指的即是在两岸中国人之间，由于中国内战造成的大陆和台湾分离的现状以及处理两个地区之间关系的“包容性”称谓。从世界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世界强国都不可能是分离的。一个没有完全统一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一个没有完全统一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在全世界可以说是第二大经济体，但难以称之为世界强国。

笔者从1993年春出席耶鲁大学两岸学会召开的“两岸关系研讨会”至今，一直关注并研究两岸共同发展问题。积20年之体会，深深感到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这种关系在本质上不同于南北朝鲜、南北越、东西德国等分裂国家关系，也不同于俄罗斯车臣、英国北爱尔兰等分离地区问题，甚至也不完全等同于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刘震涛教授语）。这是由中国内战造成的历史遗存、现实纠结和外部搅扰的混合物，如何妥善处理，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1983年，邓小平曾经提出：“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5］9697但是，鉴于两岸问题的复杂性，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不易在短期内实现。

在统一难以在短期实现的情况下，从现实考虑，需要对两岸关系从结构层面、功能层面和主体层面进行整合，使之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逐步实现沟通、交流和包容。其中，首先是在经济方面促进两岸各自的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双赢（当然，也包括大陆的综合经济实力能够不断增强，从而能对整个宏观大局产生重大影响）。应该说，自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以来,两岸经济都有可观的发展，其中大陆发展更强劲一些。（见表1和表2）

表1和表2所显示的数据都是两岸官方的数据，其GDP都以美元为单位，同时汇率也都是当年官方的汇率（故下述两表中有汇率变动的因素）。1978年时，大陆的GDP总量只有1 473亿美元，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到2010年，已达到6万亿美元，这个发展速度是比较高的，目前在全世界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也不错，GDP总量从1978年的275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4 304多亿美元，并且早就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

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加强两岸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势在必行。2010年6月，两岸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为建立两岸共同家园奠定了经济基础。2010年9月，在制定“十二五”规划之际，笔者曾建议，“作为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生效之后的大陆第一个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应该纳入ECFA，将两岸经济的合作与发展融合到大陆的‘十二五’规划”。笔 表11978—2010年两岸经济总量（GDP）增长表（单位：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