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山敬二：日本农业的现状及危机

日本的民俗学者、福岛县立博物馆馆长赤坂宪雄先生预言：如果只剩下老人，那么，目前已经岌岌可危的自治村落将会维持不下去。“如果村落解体，那么，比如在海岸周边的杂木林就会杂草丛生、蔓延，与深山老林的界限就会消失。因降雨而引起的泥石流冲击城市的风险也会增大。这些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从山里跑出来的猴子、熊、野猪等野生动物出没在街道上。在东北地区，我听说过像‘大山来进攻我们了’等之类的话，作为‘缓冲地带’的城市周边的山地，一直以来保护着城市，使之免遭来自野山的侵袭。长期以来保护这些山地的就是村落”。“无论是在海边，还是在山里，如果村庄衰退，那么，大自然就会毫不留情地攻击人类，即使是城市居民也在所难免”。“在经济高度成长的同时，年青人们丢下农村、山村进到了城市。被丢下的故乡，大兴土木，积极推进公共事业，以一时的现金收人和就业作为交换条件，区域内的具有传统性的生活方式和赖以生存的农业衰退了。”“由此谋到利益的是总公司设在东京的巨大建筑企业。公共事业的推进只起到了侵蚀地方的作用。就像毒品一样。像这样的‘殖民地结构图’不仅限于东北地区。它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就是原子能发电站”。[1]

工业革命源于18世纪后期在英国开始的棉纱纺织业。日本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以棉纱纺织业为中心掀起了工业革命，这一点与英国相似。英国依靠发明和普及机器提高了生产力，挤垮了本国和他国的手工业，确立起了资本主义。与此相比，日本从欧洲不但进口了机器，同时，也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首先要模仿和学习，所以，最初的机械生产力很难与发达国家抗衡。尽管如此，日本的棉纱纺织业不仅快速地占领了国内市场，而且逐步成为了棉纱和棉布的出口国。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原因。第一，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国际上金银比价变动（银价低落）的长期持续，使得包括日本在内的银本位国的商品更加趋向于低廉，对欧洲金本位国家的商品进口起到了防御作用。第二，作为传统产业的缫丝及其他出口商品的生产发展顺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在创汇方面的困难。第三，通过国内棉纺织业的结构调整，迅速克服了因外国棉布进口所带来的冲击。其过程是，首先从使用进口棉纱开始，逐步转变为使用国产纺织线，或通过引进法国研制的飞梭装置来推动国产织机的改良。最终使国产棉布成功地占领了国内市场。第四，纺织业界的企业成功兴起，对进口棉纱形成了早期抗衡（比如大阪纺织厂的规模为15000锭，最初的走锭精纺也开始过渡为环锭型纺织机等）。

图2将不断扩展的大城市的劳动市场与农村各阶层（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阶梯）的劳动力流出的主要通道的代表，即“业主·长子”、“次男三男”和“女子”分别表现了出来。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关于“流程”，（1）“农村杂业层”和“城市杂业层”之间，有着很强的流动性，其连接管道最粗；（2）“佃耕小农”与“自耕兼佃耕中农”的业主·长子的“出外打工”与城市杂业层间的连接管道为中等；（3）次男三男新就业劳动力、社会阶层互相问的关系、需要以教育机会作为媒介条件的关系，这些衔接管道是比较纤细的；（4）女子的“出外打工型”社会阶层；（5）在大城市内部逐步安定下来的男子与女子的劳动力再生产（更新）机构（内部通路）。第二，各个通路根据劳动市场的发展时期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1）和（2）的“出外打工”劳动力，从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以“城市杂业层”作为媒介的边缘劳动力，因此，伴随景气波动的劳动市场的伸缩而反映敏感。出外打工的剧增和锐减，在短期里都是这个伸缩的直接反映。但是，如果以长期的角度看，便不会停留在这个程度上。在经济从危机中恢复的过程中，劳动市场急剧扩大，但是出外打工人数却不会有同等的恢复。这是因为劳动市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这可以从三方面阐述。第一，虽然大战后的经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暂时缩小和停顿，但是，“原有的非资本主义的”和“城市杂业性”的劳动市场，大体上形成了像前述（5）那样的自立性劳动力再生产机构，不一定必须由“农村杂业层”来不断地补充劳动力了。第二，新就业的青年劳动力的“非回流性流出”（“离村定居”），过去是向城市杂业层流动，而在这个时期便不需要城市杂业作为媒介，直接被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所吸收。第三，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急剧发展起来的有关地方军需机器工业，促进了“出外打工型”向“通勤型”转换。

战后，日本实行了土地改革。这个改革是战败后的日本在面临体制性危机的关键时刻，动用了非常时期的、超宪法的权力，实行的为了解决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农业问题的改革。这个改革，首先将多年以来的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围绕地租的对立关系，编人到自治村落共同体的诸关系中，使之含糊不清，一边缓和这些矛盾，一边慢慢地掌握自耕农。可以认为，这实际上是一次大战后实行的土地改革的延长线而已。不过在排斥不在村地主，鼓励村内的自耕农，克服史无前例的以粮食危机为代表的体制性危机方面来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政府将因土地的好坏和位置不等而发生的地租差异问题，通过价格政策逐步进行调整，利用农民的小土地所有者意识，使其自发地、主动地提高其生产力，通过粮食供给达到了缓和危机的目的。这正是日本的“土地改革”。再具体一点讲就是，政府廉价地购买自治村落里的不在村地主的土地，将其廉价提供给农民，使其成为自耕农，以此克服了体制性危机。当时，随着战败，大量的失业者、复员军人、海外回国者、城市受灾者等涌向农村。农村成了避难所，为缓和尖锐的社会问题，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对于零散的小面积土地，未能通过对调和整理耕地的方式进行调整。对于农户的纯收入的苛税比率，反而比战前提高了不少。在交纳公粮时，时常要出动警察等来执行。

那么，什么是农业生产法人呢？为了便于理解，在这里以有限公司木之内农园为例来说明。该公司的创始人木之内均（1961年川崎市出生），因幼儿时患小儿哮喘，移居东京都町田市，1980年进入新成立的九州东海大学（熊本县长阳村即现南阿苏村）农学部，作为第一期学生就读。在就读期间，他每天早晨4点起来，帮助农户从事农活。1983年他去南美进修农业一年，1985年在毕业的同时，他便在南阳村租地从事农业。他应町政府和农协的要求种植甜瓜，从而得到“农业现代化资金”的贷款建了大型塑料棚。但是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收益，因此在1989年1月，他开始建了草莓观光农园。这个农园使他成功，两年后在县里举办的农业比赛中，他获得农林大臣奖新人奖。同年又获得了《每日新闻》的农业纪录奖。现在他的农园的经营面积为14公顷，拥有生产、加工、销售3个部门，公司职员12名。1995年不幸患上下巴癌做了手术，当时医生说他只能活5年。他不顾这一切，与伙伴们努力扩大了公司规模。2003年建立了“NPO法人阿苏环保农户中心”，当时有6个农户加入，现在变成15人。他们帮助并指导农业就业新人，将其中暂时独立一至两年的43个新人农户送到全国各地正式就农。他对到他这里的新人提出了以下五个条件：如果在路上遇到人，无论认识与否，都要打招呼；村里的宴席，必须出席，而且要留到最后；即使自己不便，只要是村里的职务，不能推托；不要绝对依赖合同，如果有求你返还土地，即使合同未到期，也不要拒绝；不要被政党选举而纠缠，但是，村里的选举必须要去投票。[5]

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稻米开始过剩，农协与政府的关系也因此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以前，由于大米供应不足，农协要求政府提高大米价格屡获成功。因此，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和粮食统管体制下，农协被称为日本最大的“施加压力团体”。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农业总产值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中期以后，处于减少趋势。农协的销售额以1985年为最高值，之后不断减少，进入21世纪锐减。在大米流通自由化之后，市场上流通的自由流通米超过了政府统购米，米价的浮动变得异常频繁，农协的存款也变为负增长，作为农协的赢利部门的金融、保险部门，也不得不进行组织改革。作为农协金融部门的中央机构的农林中央金库，将农民的存款通过各县级农协金融联合会集中到一起，投资到国外的金融机构，企图谋取高利润，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的解体而付之东流。2002年1月“JA银行体制”（“防患于未然体制”和“推进农协、金融联合会、农林中央金库一体化业务”=削减了4000个店铺）正式启动。在政治方面，随着21世纪的到来，小泉内阁便打着所谓的“打破圣域的结构改革”的幌子，进行了以财界为主导的农政改革。为了应对这一改革而保全组织，农协也进行了组织改革。

晖峻众三先生提出，日本国民在确保食品安全、保障和维持农业的多元化功能方面，要做到以下几点。“日本应该在国内生产品质优良、安全、放心的农产品，并以相应的稳定的价格，持续地供给国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纠正‘偏重于大米生产，极度地减少小麦、大豆、饲料等作物的国内生产，而依赖于进口’的这种日本农业的扭曲结构。改变极度加工化了的畜产业的现状，使其不断向土地利用型靠近。为此，应当积极推进水田基本建设，使土地条件适合水旱田轮作和复合经营，增加小麦、大豆、饲料作物（没有包括饲料米）、蔬菜等生产，提高这些作物的自给率。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强化加工、销售工作，增加附加价值，以丰富国民的饮食生活。将以上的这些要件编入WTO规则里的同时，还应该在国内政策中规定农产品以及农业经营的最低保护价，或是所得补偿政策等这种支持政策。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就作为公共财和农业生产基础的农地的转用问题，予以严格限制，确保农地面积，强化土地利用。至今为止，日本国民长期承担了高额税金，作为改良农地的财政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