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国共政要们的日记：毛泽东日记不涉政治（2）

胡适和于右任的日记

胡适和于右任作为学者、文人，记日记乃在情理之中。

笔者两度赴台北南港，细细参观那里的胡适故居及纪念馆。胡适1949年4月6日从上海坐船前往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间曾几度来到台湾。1958年4月10日胡适从美国到台湾定居，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胡适病故于台北，身后留下几百万字日记，出版了八卷本《胡适日记全编》。

在胡适日记中，粘贴着一份剪报，足见他对这份剪报的重视。那是从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上剪下来的。这份剪报不是胡适本人所剪，而是蒋介石送给他的。

剪报所载是胡适小儿子胡思杜的文章，题为《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

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在国共决战中选择了国民党。他在1948年12月15日下午，从北平南苑机场登上南下的国民党军用飞机前往南京。他的幼子胡思杜留在北平，从此父子诀别。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胡思杜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为了表示跟父亲划清界限，胡思杜写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香港《大公报》、台湾《中央日报》、美国《纽约时报》都转载了这篇文章。胡思杜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 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昧心为美国服务”，“(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胡适从美国来到台湾时，蒋介石把转载了胡思杜文章的那份香港《大公报》送给了胡适。蒋的本意是以此谴责“中共暴政”造成“骨肉反目”，而在胡适看来却是蒋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道：“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所说“总统令郎”，不言而喻指蒋经国1927年在苏联发表文章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胡适之言，使蒋介石十分尴尬。

笔者在台北也前往北投，参观于右任的故居“梅庭”及纪念馆。于右任是诗人、书法家，也是国民党元老。1947年于右任出任第一任监察院院长，到台湾后仍多年担任此职。1964年11月10日在台北病故，终年86岁。

在于右任弥留之际，他的长子于望德，会同于右任僚属李嗣璁等一起打开于右任的自用保险柜，以求查找遗嘱。不料，保险柜并无遗嘱，只有多册日记以及一张借据，那是于右任的第三个儿子出国留学时，因旅费不足，于右任向副官借了三万元台币(当时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长”月薪五千元台币)。此外，并无一点金银财宝。于右任平日有余钱，总是接济困难朋友。他曾多次向陕西三原乡亲父老捐款。于右任在三原的秘书张文生曾把贴满五大本的捐款收据呈送于右任过目，于右任翻着厚厚的账簿说：“这些账簿都烧了吧，不要叫我的子孙看见之后将来前去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

他的长子细细阅读父亲的日记，发现父亲晚年体力日衰，在1962年初就预料自己余日不多，在日记中写下类似遗嘱的话。

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段话的下方，于右任署名“右”字，而且还加注一句话：“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接下去，又写道：“远远是何乡，是我之故乡，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不得大陆不能回乡。”

10天之后，于右任又在日记中写道：“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两天后，于右任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歌，旁注：“天明作此歌”。这首歌，就是后来传遍海峡两岸的《于右任遗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值得提到的是，日记中《于右任遗歌》的最后一句是“山之上，国有殇”。可是当时台湾中央社在发表有关于右任遗言的电讯中，误为“山之上，有国殇”，以致许多引用者均误为“山之上，有国殇”。

海峡此岸政要的日记

海峡此岸的政要们，也有记日记的，只是没有海峡彼岸那么普遍。

向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有记日记的习惯。然而我在1989年9月16日采访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夫人董边时，她谈及田家英的工作，提及“为毛泽东保管日记”。我当即追问，毛泽东记日记吗?

董边说，她曾见过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写的日记。笔者请她详细回忆，据她说

毛泽东不用市场上所售的那种日记本记日记。他的日记本与众不同，是用宣纸订成的，十六开，像线装书。

毛从来不用钢笔记日记。平日，秘书总是削好一大把铅笔，放在他的笔筒里。他的日记常用铅笔写，有时也用毛笔。

毛的日记本上没有任何横条、方格，一片白纸而已。写的字很大，一页写不了多少字。日记很简单，记述上山、游泳之类生活方面的事。他的日记不涉及政治，不写今天开什么会，作什么发言。

毛泽东的日记从未公布过。随着时光的推移，也许世人有朝一日会见到公开出版的别具一格的毛泽东日记。

我采访过多位毛泽东秘书。据他们告诉我，毛泽东秘书每天要填值班日记。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好的表格，要填写毛泽东每日的活动。这些值班日记，交中办秘书局保存，如今已成为研究毛泽东的重要档案资料。这些值班日记，最初由机要秘书徐业夫和罗光禄记，后来由罗光禄和高智记。叶子龙也记过。

周恩来不写日记，但是我在中央档案馆看到周恩来的一大堆台历。周恩来的习惯是在台历上逐日记下工作要点，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日记。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是记日记的。我在《“约法三章”历史谈》(《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一文中曾写及这些内容。

1995年6月27日，笔者在北京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问及陈云是否写日记。于若木说，陈云不记日记。但每天气象他都记录，每天生活起居也都作记录。

笔者著有《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一书，据胡乔木夫人谷雨告知，胡乔木有记日记的习惯。在1975年11月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江青一伙要胡“交代”与邓小平的关系。胡乔木不得不查阅自己的日记，在1973年至1976年邓小平重新工作期间，他到邓小平那里去了25次。依据日记写“交代材料”，这也是世所罕见，由此可见胡乔木的日记相当详细。不过笔者在采访另一位“大秀才”陈伯达时，问他是否记日记，他摇摇头。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是记日记的。王任重擅长文笔，在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时，发起组织了以“龚同文”为笔名的写作小组，发表许多短论、杂文，不少文章出自王任重笔下。王任重的日记富有史料价值。1959年6月24日，王任重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他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这样，陈云得到了重新起用，负责整顿被“大跃进”搅乱了的中国经济。

国务院前总理李鹏是记日记的，其中的一部分已公开出版，如《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的部分日记，也已公开出版，如随毛主席转战陕北、随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不过，看得出是后来加以补充的。他当年陪同毛泽东外出，哪有时间每天写几千字的日记?其实在出版时，应当标明哪些是日记的原文，再标明哪些是后来的补充，这对于保持日记的真实性是很重要的。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身地质专业，却有着很好的文学修养。我注意到，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提及他每天记日记。

顺便提一句，笔者曾问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钱学森记不记日记?钱永刚回答说，不记，但是记了一本又一本工作笔记，这些工作笔记上都有年月日，相当于日记。只是这些工作笔记涉及火箭、导弹，属于国家机密，至今仍锁在国防部的保密柜里，连他都不允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