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国的钓鱼岛公关落后了吗？（2）

刘江永：我认为这个网上的调查，其实如果在日本做调查也可能同样是出这个比例，90%以上对日本的在这个问题上国际公关也不满意，这是由于一些网民，他们高度的关注这个问题究竟是不是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如果你只是在国际上讲你的立场，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没有解决，他就会认为没有达到他的理想值，所以他就会对你这个公关的表现不满。

邱震海：刘教授，您谈到问题的解决非常有意思，刚刚回到第一部分节目结束的时候，建荣兄在东京提出的观点，就是效果，现在我们看在立刻上大家都没问题，都支持中国的立场，但是中国的国际文宣和国际公关在实际上效果上有没有做到，既让日本的民众能够听到，能够相信，同时更让国际主流社会能够接受，有关这个问题您怎么回复？

如何评估中国的钓鱼岛国际文宣？

刘江永：这些问题是不是对还是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够与不够，是不是到位是不是有效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一方面就是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应该谈到，比如说我们过去大部分是由于我们搁置了正治，所以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并不愿意或者并不主动在国际说说明这些事情，现在我们开始发生了，而且系统的论述我们的观点，但是是不是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的呢？当然还有，比如说我们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英文的或者是日文的这种有有关的，比如说一些电视片或者是一些文章不断的在国际上发生。

邱震海：我们听听建荣意见，您刚才提了很多的问题，先让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看，到底中国在目前的钓鱼岛的无论是国际文宣，还是国际公关方面存在哪些很具体的问题，然后我们一个一个讨论看，这些问题到底如何解决。

朱建荣：我是觉得我们的问题，谈我们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日本怎么做，他到底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百多年来，日本作为世界列强之一，他比较善于用西方列强，这些发达国家比较能容易接受的办法去做，比如第一个，刚才刘江永教授已经说到了，日本用外交官，驻各个国家的使领馆，他都积极的出去对当地的媒体进行说明，如果对他有不利的言行出现，马上就有当地的总领事、公使、大使的名义发表一些东西，这一些主动的去做，积极的去做，第二，日本在历史上经常雇佣一些欧美的法律的专家，为他出谋划策，甚至请当地的一些知名人士说动他们之后，借用他们的嘴来给自己说，然后马上进行报道，这些报道坦率的说是片面的，断章取义的，但是他报道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让更多的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形成一种对他有利的一种局面，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是，我们这些技术细节方面做的不如日本，我们客观的了解自卑自己可以为自己做的更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邱震海：听听二位教授的意见，上海的王教授。

王少普：刚才两位谈的观点我基本同意，特别建荣教授，他长期在日本生活工作，对日本的舆情比较了解，我觉得通过他的接受，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宣传更有针对性，但是建荣教授讲的那点，我觉得说明这个问题的基本点，就是我们在这个文宣当中，我们占有最大的优势，就是理在我这一边，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如果在能够借鉴一下世界上的各国的文宣经验，可以把这个工作做的更好，效果更好，实际上纵使文宣，这个是中国的战略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历来中国有这样一个传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我们很注意过去的两军对立当中或者是斗争当中，他都要发一个戏文，戏文就是文宣，就是说明我为什么是对的，我为什么可以谈法理，这个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我们如果在现在的条件之下加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对我们这场斗争的一个取得胜利还是很有帮助的。

邱震海：在看看文宣工作，我们之前呼吁了很长时间，钓鱼岛要出个白皮书，好像似乎千呼万唤始出来，最近才刚刚公布，包括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在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白皮书，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看，我不知道现在中国驻各国的使领馆，有关钓鱼岛问题的文宣工作到底做的怎么样，我们的资料齐备吗？我们的数据齐备吗？我们的很多的在做出策略之前，我们的那些具体的案头工作做的怎么样，因为据我只言片语得到的信息，这方面也落后于日本很多，建荣的观察？

朱建荣：应该说中国在这方面这一次是跟以前相比，已经是往前走了一大步，做了好多具体的细致的工作，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肯定，但是如果跟我们的期待值相比，或者跟日本一百多年来他做的这些实际的操作方式相比我们还有好多不够，比如说你刚才说到了我们白皮书是有了，各个国家有时候把它翻译成日文，翻译成英文，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翻了这个之后，放在什么地方，怎么让更多的当地的国民、老百姓去了解，我们放在大使馆里面肯定不行，放在大使馆里面即使是有一些搞中日友好的，跟中国友好的人士来看也不够，让更多的，他们不了解中国这个社会跟媒体的主流去做，这个又需要我们走出去，同样是这一份白皮书，我们还要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的情况，根据各个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度，可能要调整一些重点，怎么来具体的做工作，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好多可以加强之处。

王少普：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总结一下，是不是可以在五方面做一个加强，第一个，及时性，也就是这个文宣斗争实际上是一个斗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要及时反应，第二个针对性，你针对性要强，特别是现在，这一次刚才大家讲到，日本方面提出了一些所谓支离破碎的证据，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波层（音），第三个方面要注意区别性，也就是说你在文宣的对象的当中，你要做区别对待，你对日本政府应该是一个说法，对日本民众的应该是一个说法，对日本民众更应该注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另外还要终于生动性，人的生动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如果进一步加强努力了，我们的文宣工作会在现在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前进。

邱震海：除了文宣工作，除了一些具体的策略之外，我们作为媒体人士，平时几乎经常有一种感觉，我们中国人经常有一句话叫道德制高点，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所有的华人都有一个共说，我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但是由于往往很多的我们的一些行动，比如说不久之前的反日示威游行，一不小心被日本的某些媒体偷换概念，所以往往是日本反而在国际舆论上似乎打引号说，站在某种道德制高点，而这样一不小心就成为从道德制高点上走下来，这里面背后除了策略方面，有哪些可以继续思考和探索的原因，中国的文宣工作，国际公关到底如何做的更好，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讨论。

欢迎再次回到《震海听风录》，您现在正在收看的现场电视报论是有关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国际公关以及国际文宣。刚才在两个部分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坦率来讲日本无论策略，尤其他的立场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但是问题是这种自相矛盾在日本有时候一不小心或者故意进行偷换概念的情况下，一不小心就被他占据了，在国际舆论上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中国在这方面往往由于中国某些自身的问题反而处于劣势，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各地同时请出三位嘉宾，我们先看看道德制高点和所谓偷换概念的问题，有没有这种现象，如果有的话问题在哪里？

中国钓岛公关如何更有效？

朱建荣：我是觉得这个问题道德制高点你提出的一点非常重要，前面我们都已经谈到的中国的各个历史的证据，还有国际法上的各式各样有道理的各个逻辑，这一些关键是我们怎么样用一种国际社会，包括日本的国民能够接受，能够理解的说出来，同时可能我们要在更高的层次上，也就是道德制高点上，怎么来显示中国的一种争议，这一点上说，我到底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做，第一，就是我们可以指出日本所说的不存在领土问题，这一家是完全他的孤家寡人，全世界没有一家承认认可日本说的不存在领土问题，这完全他在瞎说，是掩耳盗铃。

第二，他以前承认搁置争端，现在往后退，这不是中国在施加压力，而是在日本一步步的倒退，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偷换概念，在改变他的立场。第三，我们中国这个几十年一直为了维护中日关系跟亚太的和平，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注重大局，恰恰是日本不断的往前走，已经被中国逼到了没有退路的这个地方，他这几年说的不存在领土问题，又搞了国有化，中国该怎么办？这个在世界上说，只能就是说日本是蛮横无理，但是他是偷换概念，偷跑的形式再做，这一点中国已经没办法，只能回应。

刘江永：我认为关于道德制高点的问题，首先是应该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要用一种带有大局观、长远观，还有就是从哲学上思考这个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我们在谈到钓鱼岛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他有一个平衡感，就是我们不管是对我们国内还是对国际，我们都要强调中国是要和平方面，中国是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如果这些东西我们在谈具体问题的时候忽略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失，第二，我们要在哲学上思考这个问题，不要以为我理由十分充分，我就使尽了全力去做这件事情，好像要一天达到我要想达到的目标，这个也较过犹不及，甚至有时候还会被转移焦点，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说钓鱼岛自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他不是琉球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些，包括一些网民，他们对有些事务的认识，比如说他们认为钓鱼岛不是日本的，冲绳也不是日本的，这些是可以的，这正确的，但是如果说要收回冲绳，收回琉球，说他是中国的，这样就容易被日本右翼势力，抓住这一点不及其余，他转移了你问题的焦点，说日本要搞霸权有野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过犹不及，一定要打到位。

王少普：我觉得这个问题提道德制高点，应该提道义制高点更好一些，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一个道德问题，他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正义非正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占据道义制高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不仅对我们国家在这场斗争当中取得胜利有关，而且它对引导整个地区和国际秩序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有关，这个道义问题，不仅是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而且我们坚持这场斗争还是为了反击日本极端势力破坏中日关系大局的这样子一个错误行动，他还有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的这样一个目的和意义在，而且更重要的他还有维护东亚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意义目的在，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在这场斗争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区别对待，要引导我们的民众，让世界和日本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是要和日本人民友好的，中国人民是希望和日本人民也好的，我们反对的是野田内阁和日本少数极端势力的这样一个错误立场的行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引导我们大家认识这点，而且落实到行动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道义制高点维护住。

邱震海：三位说的我作为主持人都同意，假如我不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我是一个西方的电视主持人或者评论员的话，我会产生一个疑问，你中国不是讲究和平发展，你中国不是讲究要非暴力，有两点是我无法解释的，第一，你的国民为什么要砸日系汽车，为什么要使用暴力，虽然你有道德制高点，但你这种采用暴力的方式，第二，你的军舰为什么频频出入在钓鱼岛的周围巡弋，是不是给人感觉是中国军队要有什么行动，对这些问题各位怎么看？

刘江永：首先我认为关于在一些游行示威当中出现一些过激的，甚至是违法的行为，这一点首先中国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明确，我们应该区别政府和民间的过激行为之间巨大差异，或者说根本的不同，第二，我认为我们民间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要进行反思，就是我们在处理对日关系的时候，现在老百姓只讲什么时候打仗，会不会打仗，他为什么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并没有打仗，为什么有这种想法？我认为我们自己，就是现在我们讲对国际上有些，比如说叫国际公关或者公共外交，其实公共外交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涉及到对国内如何解释中国的一些做法和外交以及中国的基本政策，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特别注意一种倾向，不管是电视台或者有些报纸，如果是简单的为了应和某一部分人，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也是一种怪圈，相互的影响，虽然你在电视上讲了很hi，但是具体到问题的处理上，可能使我们人民，有些人就心情非常燥，或者说他就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宣泄一下，这样的话可能就忘记了法制，同时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利益和国际形象，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的海军，其实这个海军在国际的水域进行演练也好，巡航也好，其实他是完全符合国际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钓岛公关如何更让国际社会接受？

朱建荣：我觉得这个问题中国是可以正面的回应，中国国内社会在游行当中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但是我们国家历来是维护法制，对人们违法的行为都是进行追究的，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与法国、英国做比较，英国、法国前不久这两年都发生过大的暴动，都是烧房子烧电，但是这一些我们不能说英国、法国的社会主流都是赞成这样一种暴力，他政府在取缔，在严格的按照法律做，这样这一点上是一样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比较容易得到别人的理解，至于军舰问题，我觉得完全是日本的一种渲染，事实上日本，其实刚才少普已经说过了，野田首相首次在中日关系当中提出了要综合运用他们的包括自卫队在内的保卫所谓的尖阁群岛，同时实际上这一个阶段，日本的自卫队军舰一直在附近，日本自卫队的飞机一直在周围的上空盘旋侦查，这一点上说中国恰恰不是中国用军事的办法，我们恰恰对日本采取这种方法表示了一种有。

邱震海：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国际公关，包括国际文宣有没有落后日本，这是一个见仁见智，至少是个开放的命题，但是我们之所以已经提出这个需要论证的一个开放的命题，是我们希望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国际公关，包括国际文宣能够引起更多人士的关注，同时不但是政府，同时每一个国民从自身做起也许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