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徽在农村改革中闪光

大家好，我叫鲁晨，在昌平区农委工作。几年来，我参与了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今天就给讲讲这里面的故事。

2004年，一笔600万元土地补偿款的到来，打破了昌平区马池口镇娄自庄村近20年的平静。为什么呢？因为在农民眼里，种地和贫穷是可以画等号的。许多农民嫌土地上的收益太低，自己进行土地流转，把土地“托人”种，自己再外出打工。可现在，只要有地在，就有耕地保护金、粮食直补、流转收益等一大堆好处，曾经对土地冷眼相看的农民，眼神变得热切了；曾经视田野为累赘的农民，开始把土地当金疙瘩了。

钱是集体的，怎么分？分配方案牵动着村里每一户农民的心。这个说：“我都70多岁了，在生产队干了一辈子，让我跟刚落地的娃娃分的钱一样多，我坚决不干！”那个说：“我虽然农转非了，可也在村里作了几十年的贡献，凭啥刚嫁进来的媳妇就拿钱，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不公平！”

因为钱，原本和谐的邻里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原本安宁的村庄成为矛盾焦点和上访大户，娄自庄村民也成为市、区、镇各级政府部门的常客。上访的农民说，这钱我们分不匀，交给别人分，我们也不放心，得让党和政府来帮我们分，我们就相信共产党。

农民有呼声，有要求，就要去倾听去解决，不能辜负农民对党的信任。经过近一年的考察、论证、试点后，昌平区在全市远郊区县中率先掀起了“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改革的关键点，就是改变了集体资产“共同共有”的虚化状态，使农民转变成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组织的股东。无论祖辈守家在地的农民，还是村里出去的农转外人员，以及嫁进来的媳妇、嫁出去的姑奶奶、新出生的孩子，都按照贡献大小计算股值，凭相应的户籍股、劳龄股、土地确权股、计划生育奖励股等份额，年终按股领取分红，保证农民每年都能从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经营收益中，获得长期稳定的股金收入。

建立农民长效收益机制是一项艰巨的民生工程，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长、各村差异大，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相互纠葛，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不言而喻。

为了确保收益机制为“农”所享，2003年，由昌平区区级领导带队组成考察组，在非典肆虐的艰难岁月，辗转上海、浙江、广州，马不停蹄地奔走各省、市、区、县、村，实地取经。

回来后，我们召开了数十次座谈会，修改方案近百遍。但让农民转变传统观念，接受“产权制度改革”这个全新名词，谈何容易？

2003年，昌平区选取东小口镇白坊和狮子营两个村，启动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此时，非典暴发，所有相关会议全部从室内移到室外。六七月的北京骄阳似火，从两委会、党员会到村民代表会，会场设置都采取干部面对太阳，群众背对太阳的布局，并且尽量让群众待在树荫底下，干部晒在阳光下。

群众都说，看，这才是共产党的干部，让我们农民享特权，他们去受苦。

区市政市容委高主任，牺牲节假日，讲解改革政策，逐户恳谈，经常在农户家畅谈到深夜。一次，一位村民对改革持抵触情绪，他为了做通这位村民的思想工作亲自登门拜访。村民见他进门立刻沉下脸，张罗家人摆桌吃饭，把高主任“晾”在一旁，高俊良却一点儿也不生气，只是呵呵一笑说：我来的不太是时候，你们先吃，吃完咱们再聊。

这位村民像是有意考验高主任，原本简单的一顿家常饭却吃了一个多小时，可高俊良不急不恼，就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一家有滋有味地吃饭。本想晾走高主任的这位农民见他如此诚恳，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主动让他坐下，一起聊了起来。他们越聊越投机，这位村民拉着他的手说：“共产党的干部要是都像你们这样，你们号召个啥，我们农民就响应个啥。甭说了，你说咋办就咋办吧。”

区委区政府先后从区属40个单位和部门抽调了150名机关干部组成了50支包村工作队，采取干部“包村”的方式，深入一线，走村串户，宣传政策。

150名机关干部，就是用共产党的“三大作风”，用共产党员的执著和坚韧，打动了一个又一个村民，让他们相信党的政策，相信党会带领他们走向美好的明天。

东小口镇狮子营村，是昌平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第一批试点村，于2004年完成改革。村民孟淑来今年60多岁，按照村里的股权分配方式，她享有40股劳龄股和2股户籍股。

老人高兴地对我说：1999年他们全家养猪，整天起早贪黑，一年到头才挣1万多块。现在啥都不干她和老伴儿一起一年分5万元。第一年拿到分红款，老人一下买了3条金项链，3个儿媳妇一人一条。当年穷，娶儿媳妇拿不出像样的彩礼，现在有钱了，算是了了她一桩心事。

孟淑来老人说：“咱手里的这钱，是共产党给的，跟着共产党走，一准儿有好日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