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经济制裁日本不一定有效？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升温过程中，中国国内要求经济制裁日本的呼声也日益明显，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明确表态支持过任何的经济制裁，但即使非官方层面如此明确地要求经济手段达到外交目的广泛讨论可能也是首次。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力增强和经济全球影响力扩大后外交手段选择的增加，但是经济制裁日本是否有效，则存在很大的疑问。

对日外交新选项：经济制裁

曾几何时，经济制裁被中国人默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政治围堵外交孤立的手段一直受到批判。长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虽然同欧美相比对华外交中较少使用经济制裁，但也不乏其例，例如“天安门事件”后冻结日元贷款，1990年代中国核试验后暂停援助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中日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日本强中国弱，经济制裁仅是可供日本选择的单向外交手段，而中国却没有能力使用。

这种状况最初发生变化在2001年，在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夕，日本宣布对从进口中国的大葱、灯心草等产品进行紧急进口限制（safeguard）。对此，中国方面对汽车，手机等日本产品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此次贸易冲突最终以日本停止进口限制结束。尽管这次中国的报复性措施，可能是中国第一次在对日外交中使用经济武器，并且取得了胜利，但仍然属于被动使用经济制裁的范畴。

据报道，2010年中日发生“撞船事件”后，中国一度暂停了对日出口稀土。如果属实，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次主动对日使用经济制裁手段，但在中国当时并没有广泛讨论经济制裁日本的话题。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国有化”以后，中国媒体和知识界前所未有地开展了如何经济制裁日本的讨论，其中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17日所刊文章《中国何时对日扣动经济扳机》比较有代表性。文章指出，日本经济对中国的经济手段缺乏免疫力。日本有了两个失去的10年，之所以能挺过来没有垮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华贸易和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国市场的更大程度依赖。中国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意志和承受力。难道日本宁愿再失去10年，甚至做好倒退20年的准备了吗？9月24日的《人民日报》刊文《大国之怒还在后头》，言辞激烈地指出“大国之怒，万钧雷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腰包渐鼓的中国企业和民众有理由根据自己的好恶去改变投资和消费趋向，反应很正常。《中国新闻周刊》在9月中旬专门出版了专题《制裁日本：经贸的手段及选择》，详尽地分析和探讨了对日经济制裁的具体领域等。

尽管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表示过会在或者已经在对日外交中使用经济制裁手段，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和国际利益的扩大，经济制裁作为一个仅次于军事打击的有效对外手段，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中国决策者们的政策选项表。事实上，今年上半年的中菲之间的“香蕉风波”已经展示了这种倾向，而作为最大邻国但是政冷经热的日本，则更加可能成为候选。

日本产品最后市场并非中国

主张经济制裁的观点分析看上去的确很有吸引力，也不是没有道理。主张制裁论的主要观点逻辑是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日经济依存度高而且日本存在巨额顺差，利用经贸关系来敲打日本，中国损失小日本受害大，因此会起到正面净效应（positive net effects）。而前面所述的“大葱危机”的胜利，抵制菲律宾香蕉的快感，加上近来大量访日活动取消的报道，让很多中国人甚至外国人开始相信经济制裁的有效性。但是笔者认为，上述逻辑是存在误导的，实例报道是片面的。上述分析只看到了中日经贸关系的粗浅的表象，而忽视了全球化世界经济和中日经贸关系的深层内在结构。

误导之一，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顺差证明日本经济对中国依存度高。诚然，中日关系从1972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了3449亿美元（2011年），大量的日本商品在中国市场出售，似乎显示日本经济非常依赖中国市场。一些研究机构的数据也有一定说服力，例如日本大和总研估算如果日本汽车产业停止出口中国一个月，经济影响将达到3000亿日元。

不过，中国对日本出口来说是很大的市场，但绝不是唯一大的市场，以最大的出口部门的汽车行业为例，根据日本《每日新闻》9月19日的报道，2012年上半年在日本主要汽车厂家中，丰田在中国的销售量占其全部的10.2%，本田17.2%，马自达15.9%，日产25.8%，铃木9.5%，三菱5.0%。这个数据可能会让很多中国人吃惊。更为重要的是，中日经贸关系的结构性特点是日本企业利用中国作为制造业基地出口欧美市场。2005年，日本《经济白皮书》对此专门介绍了这种模式背后的三角贸易，即关键配件在日本生产，一部分配件在东南亚生产，最后在中国组装，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结果是虽然中日贸易额很大，但是主要贸易内容大多是中间产品而不是最终消费品。换句话说，日本的出口的最后市场并不是中国。从中日贸易构成看，日本对华出口中间产品例如电子核心配件、高端半成品、钢铁、化工原料等占比例最大，再加上成套设备和工业机械等大约30%，剩下的消费品事实上所占比例并不大。那么，抵制日本的消费品意义有多大呢？如果抵制那些中间产品或者成套设备，中国制造业可能就没法运转了，因为很多的技术设备必须从日本进口。日本强在技术，很难通过制裁起作用。据报道，2005年中国反日造成停工等，造成了日本对中国出口减少了5.1%（4697亿日元），数字并不算很惊人。

误导之二：对日制裁日本损失大于中国。持这种论点的逻辑是，过去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中日本的比重减小，而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中国的比重增加，从2001年的7.9%增加到了11年度的19.1%。1996年，日中贸易是日美贸易的三分之一；2006年两者持平；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因此日本在经济战中输不起。正如上面所述，中日经济关系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层次差异大存在巨大互补性，而主要不是中国对日本来说是最有魅力的出口市场，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于日本企业来说主要是生产基地，在中国创造的附加值有限，日本企业的出口利润的大部分仍然来自欧美市场。尽管中国仍然很有魅力，然而加工基地的功能比较容易转移到其他国家，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现地法人过去十年增加了2.5倍，2011年达到5500多家，转移就意味导致中国国内就业机会的减少。只要中国经济整体还没有从出口和投资向消费转型，那么中国经济制裁日本的净效应是否有益于中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制裁日本会殃及池鱼

误导之三：中国经济制裁日本是双边问题。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因此任何的惩罚性措施都有可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被起诉。与此同时，东亚地区通过市场已经建构了比较松散的经济圈，例如家电制品，日本提供原材料和制造设备，台湾、韩国利用这些生产液晶板等中间产品，最后在中国进行组装。例如iPhone的生产，是台湾的鸿海在深圳成都等地的工厂，从日本、韩国调配电子部品进行组装。中国从日本进口大量的成套设备，如果中日中断关系，iPhone生产就会中断，这样中国本身的厂家也会受到影响。中国进口中日本最大占总进口的11.2%，去年日本向中国出口原材料和成套设备为1614亿美元，日本向韩国出口这些产品为685亿美元，韩国向中国出口这些产品为1341亿美元，日本向台湾出口506亿美元，台湾向中国出口液晶板、半导体约为839亿美元，所以东亚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生产网络的一体化，一旦中国制裁生产链条中断，不仅日本有意见，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不会沉默。事实上，为台湾鸿海精密工业下属的富士康科技集团提供零部件的日本企业保持了好的出口势头，这说明日本出口中，为中国提供核心部件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影响。

误导之四：资源出口上卡日本最有效。稀土出口的例子证明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中，资源制裁的有效性已经大打折扣。今年8月22日，中国商务部宣布2012年稀土出口额度比前一年增加2.7%，据报道是为了减轻日欧美在世贸组织对中国起诉的压力。到2009年为止，中国每年出口稀土5万吨，2010年减少到了3万吨。当时，日本经济界惊恐万分，但是很快日本一方面积极开拓新的进口源，一方面开始开发不用使用稀土等技术，结果造成世界对稀土需求减少，2011年中国出口量仅为出口配额的60%。短短两年时间里，日本的稀土进口国家从原来的90%依靠中国，发展到哈萨克斯坦、越南、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经济产业省已开始在马来西亚调查稀土）；2012年，估计在日本进口的稀土来源中，中国降到50%以下。

误导之五：民族主义可以推动全民抵制日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件产品完全在某一个国家制造完成越来越少。鼓吹抵制日货，首先要定义什么是日货？一架日本相机，镜头在日本生产，外壳在菲律宾制造，背带产自越南，最后组装在中国，那么算不算是日货呢？同时，随着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当然会选择质量好的产品，知识水平和国际视野的增强，加上网络的发达也让人们更加理性。在8月微博上进行的民意调查问及是否应当抵制日货，一半以上的人回答反对。在9月出现的各种国际行为，更加会让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们深层思考什么是爱国，如何才能遏制没有节制的民族主义（unrestrained nationalism），因而用民族主义维系不买运动的吸引力的持久性很值得怀疑。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互联网上显示反日游行照片中，很多人都带着日产相机。与此同时，日本的官员和经济界人士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很多同中国官员有效的个人和政治关系，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在地方城市，民族主义能不能打破这些既得利益，尚在未定之数。

中日岛争无疑会影响双方的经济关系，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各重要的因素，将会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减速。日元升值、中国劳动力成本高等经济因素，中日贸易今年以来已经连续四个月下降正好印证这一点。日本外务省原国际情报局长孙崎享于7月11日《朝日新闻》上提出搁置争议对日本有利，等到将来中国经济对日本的影响足够大了以后，日本人就会理解了。经济制裁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政治选项已经出现，但就对日外交来说，可能现在还没有到能够起作用的时候。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需要冷静和谨慎。与此同时，如何在理论上完善对于经济制裁的合理性、必要性的建设，也是对中国外交提出的新要求。

鼓吹抵制日货，首先要定义什么是日货？一架日本相机，镜头在日本生产，外壳在菲律宾制造，背带产自越南，最后组装在中国，那么算不算是日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