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3）

形形色色的风险策略

中国特色的风险分配格局产生了一系列制度后果。这些后果正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着中国社会。机会主义可以说是最典型的风险规避策略。

设想一个小企业或者作坊，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能力影响产品市场的定价；另一方面在国有银行、资源供应者（地方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市场管理者和更大企业面前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之力，其所剩最后的生存之道就是尽量在与消费者匿名交易过程中通过降低品质谋取微利。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小型食品加工厂，就必然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自然是消费者面临的风险。这里表面上是小供应商通过市场制造了风险，其实则是将体系风险转化为消费者的个人风险。在这种博弈中，唯有企业规模小，不易追踪，注销容易，所以机会主义才可行。

但机会主义的盛行，又不限于小企业。毕竟许多大企业的利益来源于众多供应商，许多大企业，事实上也成为了小企业的共谋者。

中国经济的投资比重持续增大，消费率徘徊不前，其实也跟风险分配格局有莫大关系。中国教育、医疗和住房的高度市场化，意味着任何中产家庭为了购买房产、子女教育和年老看病必须积累大量存款，富裕一点的还为子女未来出国留学和移民积累资金。民营企业面临比国企更大的经营风险，平时也必须积累。与此同时，对中央财政和央企盈利有利的资本集中制，以及分税制导致的地方政府的“开发”动力，又意味着透过国有银行的国家投资必然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这样一来，高投资和高储蓄率就变为一种全社会风险策略造成的一种结果。

房地产投机现象也可看作是一种风险策略。当银行真实利率为负，股市无法估计的时候，民间资本大量投向房地产不失为一种既能规避风险又能快速盈利的理性行为。房地产投资之所以被认为低风险，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地方政府可以从地价上涨中牟利。投机者事实上与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一致。当然，这种房地产投机事实上就是一种快速转移策略，在房价狂涨的时期，只要能卖出就自然能转移风险，风险最终会有最后的买主来承担。但是房地产泡沫的体系风险终究太大，而且无法继续转移，最终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在不久的将来走向崩溃，于是，中央政府这时采取了积极行动，利用行政手段强力控制了房价。

公务员热是另一种十分普遍的风险策略。大学毕业生、研究生之所以会热衷于报考公务员，主要是看到了公务员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福利，以及工作本身的稳定。但从深层次上看，这种集体选择之所以理性，正在于它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规避风险策略，目的在于规避劳动力和福利的市场的巨大风险。从近年来猛增的报考人数看来，这笔保险费还是相当高的，转而言之，权力的溢价或者普通劳动市场的风险之高，几乎是有增无减。

当然，正如许多个体的风险规避策略，虽然对其本人而言是理性和有效的，但对于整个体系而言则是无效率的，从效率方面看，大多数情况是资源的错配和浪费，从结构方面看，则是进一步强化了体系的刚性，促使长时间结构性风险的进一步积累。

在某些地方和产业，贿赂也可以是一种有效的风险策略。在中国的风险分配体系下，地方政府的底层，也就是直接的社会监管者，同时也是整个国家体系中风险最高的一个层级。这个层级的政府面对来自上级巨大的压力，承担着社会治理的各种随机风险，但按照金字塔原则，它们从国家财政大跃进中获益却是最少的，故而有很强的动机执行“政策机会主义”。而被监管者面对直接监管者，如果能够通过交易，形成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则可以最小化被机会主义伤害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非正式的金钱交易就会取代原来的监督关系。获益的自然是交易双方，而遭到破坏的则是整个监管规则。

从这里可以看出，普通人对于国家主导的风险分配格局常常采取一种无奈的“搭便车”策略，努力成为政府一部分的利益共谋者。房地产投机是如此，公务员热是如此，贿赂的动机亦是如此。房地产投机看准的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益，得以与地方政府共享风险；公务员看准的是国家财政的自利性，得以与国家财政共享风险；底层的贿赂者看准的是底层执法者的利益困局，得以与基层政府共享风险。表面上看，这些交易结果都是双方受益，但从长远看来，这些搭便车行为最终都导致一种结构性的风险。

吊诡的是，国家通过一套制度设计向社会转移了风险，而社会成员则通过依附国家，将风险或转移给余下的人，或者变成结构风险向后代转移。

在全球化时代，移民当然是一种成本极高但比较彻底的风险规避机制。最近几年，中国对外技术和投资移民都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尤其是收入最高的私营企业主，根据今年的《胡润中国财富报告》，调查显示竟有四成表示考虑移民国外。至于以裸官为代表的官员移民作为一种体制内的风险规避还不计算在内。这一趋势表明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升高。这些移民者普遍对他们的财产安全和将来的社会经济走向表示担忧。这种规避对于中国本身而言当然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这些人如果留在体系内部，或许能够构成一种改革的压力，而一旦伸出体系之外，则基本无法影响改革进程。

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传统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的复兴。这当然是传统策略的一种复兴。这种复兴绝不是近年来国学热的一个插曲。例如近年来“四库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标点和重印，但术数类几乎整套重印则是一个颇让人意外的独特现象。

当然，在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命”学早已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术数的复兴也并不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传统命理和佛道的复兴确实能反映当今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式风险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的一个原因在于，西方既有的社会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的理论，无法对当代中国的风险社会的遽然兴起做出合理解释，或者即使可以从学理上解释，却无法在个人情感层面消除不确定感，于是，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感造成了无法满足的知识需求。

中国式风险社会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后果就是社会情绪和心态。如果说，精英层还可以比较奢侈地从传统中寻找安慰的话，底层面临无法规避的风险就不可能如此从容。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当全社会意识到这种风险分布的体制性，就会形成一种普遍的受害者心态：仇富、仇官和对公权力及官方话语的不信任。这是因为人们在作出判断时，主要依据的是自身的处境和社会心态，再基于相似或者对立的原则想象他人的处境和心态

例如最近几年讨论较多的“空气特供”，也许并不属实，但社会普遍倾向却认为是真的。又如去年的“抢盐风波”，更反映了民众心理深层次的不确定感。各种风险群之间的心态，进一步导致了一种社会意识的极端分裂。这种分裂表现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精英之间，但更体现在精英和社会底层之间。在分歧严重且相互怀疑的“风险群体”之间寻找共享的价值和目标，自然就变成了一件天字号难题。

社会面对无法逃避风险的最终策略是集体抗争，甚至暴力。如果说不合理收费和突击检查等还可以通过贿赂的方式来规避，但明目张胆破坏规则的、掠夺性的风险转移，无论是以整顿秩序、维护稳定还是经济开发的面目出现，最终都可能激起社会的集体行动。近几年多起环境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结构性风险正如一个长期债券，无论你怎么“重构”（restructuring），无论你将其偿还期限延得多长，最终也会有偿还的一天，而且还得连本带利一起偿还。对于个人而言也许还能规避，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没有办法再作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