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汪玉凯等：破解城镇化难题（2）

汪玉凯：城镇化最大风险是盲目造城

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风险是什么？我认为最大的风险就是人为的、盲目的造城运动。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曾经对中国的城镇化有一个研究报告，他们说，按照中国地方城市发展战略，中国有5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到2025年，中国还要修50亿平方米的道路，大概要建500万座各种楼宇，还要建5万座摩天大楼。所以人为的造城运动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要建这么多的国际大都市，使圈地运动愈演愈烈，和农民的冲突就越来越严重，这是人为的风险。与此同时，我们的城市“千城一面”，没有历史文化个性，把好多历史遗迹都给破坏了，都穿上了洋马褂，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为什么出现人为的造城呢？我觉得从本质上讲，主要是病态的公共治理逻辑使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很多官员动不动就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动不动都要大手笔、大战略、大思路，这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关。二是城市的市长、书记像走马灯似的换，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格局，导致城市发展缺乏连续性、长期性，一个人上去可能就改变过去的许多做法。三是我们公众、城市老百姓对（一些地方）政府这种病态的公共治理模式，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所以经常会出现劳民伤财的现象。

未来中国城镇化应该怎么选择？第一，要两头推进：一头是对已经进城的1.6亿农民工，尽快把他们变成城市市民，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另一头是要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步伐，并要把重心下移。我们现在有近34000个乡镇，其中有19000个镇，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城镇化基础。在国外，几千人口就是一个城市。我们广东有的镇人口多达五六十万，还不是市。现在一些地方试点镇级市，还有的要建立村级市。如果我们不改变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就很难适应中国未来城镇化的需求。

第二，要实施“双引擎”战略。过去我们一直是东南沿海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战略，我认为早应该改了，我提出“双引擎”经济发展战略。一个引擎就是依托大城市形成的经济圈，这是未来中国第一经济增长极。这个经济增长引擎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在世界上争高低的。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经济带、成渝、武汉长沙经济圈城区、关中经济带等。

另一个经济增长极就是要加大县域经济发展，加速城镇化。我们不要试图消灭农村，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土地、没有养牛的、喂猪的，总得有这些东西，不可能都到城市来。只有实现县域基础设施的改善，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分布，才能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所以我认为如果双引擎战略搞得好，即使中国外部需求再下降，我们2000多个县，近34000个乡镇加快发展，中国经济仍然有将6%~7%的高增长保持20年的潜力。

第三，从根本上改变城镇治理结构。我们仍然用计划经济思维实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纵向行政管理。我认为城镇化治理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给市更大的自主权，除了直辖市之外，我认为不要分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比如一个镇级市，市长是科级干部，下面的机构怎么设？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把城市的设立纳入法制轨道，只要依法设立，就要赋予城市比较大的自主权和管理权，再不能完全按照限制级别硬套，否则必将走入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