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建党代表工作室，“激活”党代表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新协力集团的出租车司机刘磊虽然是从四川来到顺德的一名外地务工人员，但已经获得不少殊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顺德好人。甚至在顺德，还有一支以他名字命名的“刘磊车队”，人数超过百人。

从去年开始，他又有了一个新身份：顺德区党代表。他接待群众、倾听意见的“工作室”就设在自己出租车上。这是顺德为了收集民意而采取的创新方式，建立“流动党代表工作室”。刘磊很欣赏这个点子，“这个想法很切合实际，我每天都要上路谋生计，让我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肯定不现实。而且市民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没有顾虑，反映问题比较真实。”

在广东，为了真正激活党代表，让党代表履职、尽职，从“3天代表”真正转变成“5年代表”，广东省全省范围内的5071个党代表工作室已经全面启用，实现在全省乡镇(街道)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领域的全覆盖。

在中共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看来，党代表工作室的建立，是党的基层建设的战略安排，而非战术安排，“有了党代表工作室，可以将原本反映到信访部门的已经矛盾激化的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我希望三年后，九成的群众问题和意见能通过党代表工作室的途径得到解决，剩下的一成则通过司法渠道解决。”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李玉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党代表工作室是党代表履行代表职责、联系党员群众的工作平台，是领导干部联系群众方式的一种探索，对于发扬党内基层民主、加强沟通能力、扩大参与性，是一条非常现实的制度途径”。

“这是有生命力的平台”

“我们名义上叫居委会，但事实上，我们比村委会还村委会。”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鹤峰社区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陈光照如此开口介绍自己。

2008年，陈光照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此前，他一门心思在经营自己的企业，跟政府序列毫不沾边。这个阶段，正逢顺德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不少村改居，由居委会替代村委会，但同时也伴随着农民土地大量流失，农村社会矛盾加剧。

“当时村里有很多鱼塘，鱼塘边竖着一些告示牌，上面写着：此处禁止倒鱼鳞。发告示的单位是香港质朴同乡会，而不是村委会或党支部。”在陈光照看来，这个流传在村民中的笑话，戳中的正是党支部或村委会在村民中缺乏威信这个软肋。

“我干脆就到村里面，选定一个地方，比如池塘边、榕树下，你有什么问题?我作为党支部书记，你来说，我登记，登记完以后想办法帮你解决。”

陈光照自发举行的这种“田间地头”的面对面接访从2009年开始，一直坚持了一年多时间，每个月的10日和25日定期举行。前半年是村民申诉的高峰期，每次都在百人左右，人数最多的一次达到了300多人，把陈光照团团围在中间，“别人说，村民都快把我融掉了”。

陈光照回忆，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对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也持怀疑态度，在解决了几个问题以后，他开始在村民中建立了信任感。半年之后，随着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前来申诉的村民减少了许多。

“村民每次见了我，都叫陈书记，从来没人叫我陈主任，说明党支部在村民中有了威信。”陈光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过直接接访群众、解决问题，几年下来，鹤峰社区不再是原来“难搞”的问题村了，“明年改选的话，我有这个底气竞选，底气来自于我们这几年是真心为村民办事的。”

解决中共党组织在基层的影响力问题，对于中共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来说，则有更深层面的意义。“在顺德，村一级的权力架构是‘三套马车’，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和村股份社。”梁维东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对一个人口在四五千人的村来说，村委会主任是村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一个相当大小的村，党员数量从一百到三百不等，从中选出党支部成员，“如果选出来的党支部没有威信，而村委会是根据《村民自治法》产生的，那如何体现党对整个社会工作的领导作用，这就会碰到了很大的问题。”

梁维东发现，近年来一些激烈的群体性事件中，一些基层党员和党员领导为了取得群众的认可，甚至可能带头去闹事，去寻求保护村民利益的形象，以取得某种程度的威信。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梁维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顺德的做法是，一方面推进基层治理结构的改革。顺德早在2001年就实现了村委会和股份社的分离，即村经分离。这一轮改革再向前走一步，把政府对村居的管理和服务，例如计生、社会治安等职能和普通村务相分离，在各村居成立了行政服务站，站长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这意味着把原本委托给村民委员会的政务职能赋予了党支部，保证了党在基层服务职能的体现，这是第一个抓手。

“我们考虑，要把原来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关系由刚性逐步过渡到刚柔并举，过渡到以柔为主，有了行政服务站的抓手还不够，还要同步构建党代表工作室。这将会是长期性、有生命力的、产生深远影响作用的平台。”

对此，中央党校蔡霞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评价说，“从政党组织为社会服务的角度来讲，百姓有需求，帮他们去办了，这是应该的。但同时，也通过延伸到基层社会的那部分权力强化了村党支部的地位，这种做法，是不完全合适的，但在当下，又带有一种过渡性质。因为政党还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渠道来跟社会进行沟通，建立一种合作关系。这种现象可以视为基层党组织探索自己发挥作用的过渡性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