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领导力在减弱吗？（2）

三联生活周刊：我去了纽约的一家书店。书架上的书都有耸人听闻的标题，诸如《当美国沉睡之际》（While America Sleeps）、《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超级大国的自杀》（Suicide of a Superpower），甚至还有一本《成为中国的婊子》（Becoming China's Bitch，高盛前合伙人彼得·基尔南著）。这些观点在美国的政治和政策圈内普遍存在么？

约瑟夫·奈：要记住一点，这种类型的标题有助于卖书，而且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如果你在上世纪80年代走进一家书店，你会看到同样的情景，只不过标题中出现的名字是“日本”。一个特别糟糕的标题叫做《即将到来美日战争》（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我更推荐我在90年代写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Bound to Lead），以及该书在2011年出的续作《权力大未来》。

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我提到过，到1989年，有一半美国人相信自己的国家正在衰落。虽然美国经济在世界上仍遥遥领先，但只有1/5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在80年代里根总统重整军备后，也只有1/5的人相信美国的整体军事力量强于苏联。于是在80年代，描写美国衰落的书籍文章纷纷出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情况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帝国过分扩张”的典型例子。一个不断强盛的国家总是要扩张军事力量以保护其日益扩大的经济利益，但投送军事力量的代价最终会使国家元气大伤而使该国被另一个新崛起的经济强国所取代。在伊曼纽尔·沃勒斯眼中，“过分扩张”是“历史规律”。这类历史类推暗示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应做重大调整。

但我认为，这类历史类推有失偏颇，结论也是错误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行收缩政策本来是为了避免美国力量的削弱，却反会造成美国力量的削弱。减少国际义务也许会减弱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却不一定会使国内经济得到加强。此外，世界各国的关系已经变得密不可分，想从中抽身将是十分困难的。

2008到2009年的大衰退令美国经济举步维艰，而中国经济却保持了增长，这让“美国衰落论”在中国学界被更加普遍地提及。有专家称，美国的力量投射已经在2006年达到了顶点，这类观点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就连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预测，2025年美国的主导地位将被“极大地削弱”。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称2008年金融危机是美国全球领导力正在走向终结的标志，就连对美国持支持态度的加拿大反对派领袖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也暗示，既然“美国主导全球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加拿大应该把目光投向北美之外。要知道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权力，理解在21世纪信息技术迅速变革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权力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的总统大选，对外交政策的辩论完全被国内经济问题盖过了风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接下来几年，美国会变得更为内向吗？

约瑟夫·奈：2000年的总统选战中也极少出现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事实上，国内政治议题通常都会胜出。而且，鉴于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共和党人希望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上面，他们认为那是奥巴马最大的软肋。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国防预算问题和即将到来的“财政悬崖”危机会重塑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在海外的军事姿态吗？如果共和党在白宫掌权，他们是否会，且能够如现在承诺的那样去执行强硬的国防政策？

约瑟夫·奈：与这种危言耸听的观点相反，我并不认为我们将从“财政悬崖”上摔下去。国防预算会有所削减，但是我不认为其程度足以严重削弱我们在海外的立场。共和党、茶党成员一向拒绝增税，除非罗姆尼能够抵制住来自他们的压力，他才有可能负担得起他那套国防预算。

三联生活周刊：人人都在讨论中国政府手中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问题。当亚洲成为世界上主权财富基金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美国是怎么看待亚洲和中国的？

约瑟夫·奈：我们不应该担心中国持有美国债权和美元。是的，中国可能会抛售它们并对美国造成损害，但是这么做也会毁掉它自己。关键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拥有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性，这是一种很稳定的力量。我在《权力大未来》里对经济权力有过详细阐述。

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在削减税收的同时增加开支，美国依赖进口日本资本来平衡联邦政府预算。一些人认为，这使日本在对美国的关系中拥有了极大的权力。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如果停止向美国提供贷款，日本在伤害美国的同时也会伤害自己。同时，如果日本突然停止向美国提供贷款，使美国经济受到损害，日本投资商已经在美国市场投入的大量资金就会贬值。当时日本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半，这意味着尽管美日双方都需要对方的市场并且都能够从彼此间的相互依赖中获益，但日本出口商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要大于美国出口商品对日本市场的依赖。

当前的中美关系与之相似。美国用美元进口中国商品，中国持有美元及美国国债，实际上中国在向美国提供贷款。中国已经积累了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国债。一些观察家将此称为全球均势的重大变化，因为中国可以威胁出售美元，从而使美国屈膝投降。但如果中国这样做，不仅美元价格的下跌会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值下降，美国继续进口廉价中国商品的意愿也会受损，中国市场会因此而丧失很多就业机会并产生不稳定。如果中国倾销美元，受损的将不仅仅是美国，中国自身受损可能更严重。正如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所说：“我们生活在相互依赖的世界，如果以伤害他人为目的采取单边行动，很可能也会伤到自己。”判断经济相互依赖是否会产生权力，需要观察非对称平衡而不只是相互依赖中的一方。中美之间的非对称平衡看上去像“金融恐怖平衡”，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军事相互依赖类似。当时美苏两国都拥有足以摧毁对方的核力量，但却从来没有使用。2010年2月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有人要求低价出售美国国债进行报复，但中国政府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解释说：“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市场投资行为，我们不希望将其政治化。”如果将其政治化，中美双方都会受损。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自由向上浮动，希望以此减轻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美元失衡。而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有必要增加储蓄、减少赤字、面向长远未来，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货币成为美元的补充。尽管外界对债权人的权力有种种可怕的预测，但即使中国能够凭借金融实力的提升更好地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也还无力迫使美国改变政策。虽然中国采取了一些举措减少美元流入，但出于国内政治原因，中国还是不愿意承担人民币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会带来的风险。因此，未来10年，人民币是不大可能挑战美元世界主要储备货币（60%以上）地位的。

现在，美国进口中国商品为中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对中国国内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基辛格也认为，中美汇率的根本分歧在于双方各自货币政策背后的理念。在美国看来，人民币币值过低是一种货币操控手段，而中国认为，追求有利于国内制造商的货币政策不是一项经济政策，而是表明中国需要政治稳定）。不过，未来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发觉，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在降低，对中美相互依赖中微弱对称变化的感知可能会反映在双方的政治谈判中。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在美国议论纷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一直都非常敏感，对于美国如何“转向亚洲”也是带着疑心和忧虑加以观望。应如何理解美国的意图和外交政策？

约瑟夫·奈：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要避免夸大对彼此的恐惧之情。怕的是，这种恐惧会制造出“自我验证的预言”（注：self fulfilling prophecies，指的是预言和心理期待会唤起相应的行动，这种行动最终把起初的预言和心理期待变为现实）。尽管和所有国家都会有的问题一样，中美之间确实有不同，但是我们从合作中能获得的好处比从冲突中获得的要多得多。

三联生活周刊：第三轮总统辩论中，奥巴马又一次向我们展现了他对于软实力或者说巧实力的运用。但他背后的潜台词却是“预算”。在你看来，预算问题和经费降低的潜在情况如何定义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向软实力的倾斜，更多是源于其能力而非意图吗？

约瑟夫·奈：与诸如军队这样的硬实力资源相比，软实力资源相对便宜些，但是我认为对于这两者而言，预算都是足够的。毕竟，与过去相比，美国在军队上的开销减少了相当于GDP百分之一的比重。这个问题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各党派能否在形成财政收入的征税问题上达成一致。

三联生活周刊：奥巴马和罗姆尼都在拼命强调，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他们也都很关注知识产权。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信号？为了要实现这些“软实力”，美国将会采取何种特别措施？

约瑟夫·奈：在一场政治选战中做出的关于中国的声明，与一位总统在执政时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有所区别。话虽如此，知识产权确实是两党都感到不满的问题，而且这削弱了美国商界中亲华人士对中国的支持力度。尽管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有关知识产权的网络盗窃问题一直在进行着探讨，但在华盛顿始终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北京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去减少这种现象。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认为，“二战”后美国的权力依赖于制度网络，这个网络约束了美国，但对其他国家却是开放的，由此增强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共同行动的力量。这是我们评估当前国际体系下国家权力的重要一点，也是我们评估21世纪中美两国权力未来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