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社会改革是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2）

需要制度性保障民企和央企平等

《21世纪》：有种观点认为，像浙江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结构现在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是需要通过国资、外资的引入，使三种成分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才能解决的？

郑永年：对，这也是我说的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有个平衡才行。但问题是这种平衡的达到必须有制度性作保障。就是那些有战略意义的行业，比如航天、核武器等，让国企负责，其它的竞争性部门都应该向民企敞开。

《21世纪》：在城市之外，农村问题的解决，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你怎么看？

郑永年：真正要为农民谋利益，很简单，在土地增值部分要给予农民一定的补偿。

社会改革壮大中产阶级

《21世纪》：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红利？

郑永年：接下来，人口红利还有一点，但逐渐削弱，再也不能支撑高增长，同时基础建设投资东部沿海已经基本饱和，尽管中西部地区可以贡献一些GDP，公共服务领域也可以有些投资，但也不足以支撑高增长。因此只能靠制度改革，包括城市化、国企改革、税收改革、金融改革。比如城市化角度要考虑怎么把现在3亿左右的农民工转化成社会的消费主体，或者国企改革。

《21世纪》：如何看待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

郑永年：按照东亚地区的经验，日本通过工资倍增计划、终身雇佣制，中国台湾通过中小企业，新加坡靠政府力量，香港、韩国等地也差不多，都花了20多年促进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也可以借鉴。

社会改革很丰富，自上而下的就是社会政策、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社会保障，都是自上而下建立制度，企业也可参与其中，放权给社会，在大部制的基础上，将审批权下放。这些做好了，对经济而言，建立了消费社会，对政治而言，开放性开始形成，中产阶级做大。

《21世纪》：为解决住房问题，中国正在进行的保障房建设、限购政策，你怎么看？

郑永年：真正的限购是从房产税入手，比如第一套不用征税，第二套加重，第三套更重，买得多的就会吐出来，市场上的供应量一多，房价自然就下来了。但房产税征收很困难，因为拥有多套房产的既得利益者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