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离骚》到底创作于何时?

屈原《离骚》到底创作于何时?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辉煌的长篇抒情诗。它不仅是屈原作品中一篇最长的带有自叙性的抒情诗,也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史上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全诗共373句,2490字。诗中揭露并批判了楚国的黑暗现实,表达了诗人追求政治革新、振兴楚国的美好理想,反映了诗人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不惜以身殉国的崇高精神。其容量深广,意境开阔,想象丰富,构思奇特,词藻绚丽,气魄宏伟,抒情深厚,别具一格。在古典诗歌中首屈一指,如此古典文学之品位为后人所不及。

对于《离骚》诗篇的争议比较多,如《离骚》题意、作品中涉及的人和事及创作时间等,本文着重简述创作时间问题。

古今学者对于《离骚》创作时间的争议主要有三类意见:

1、作于楚怀王时。此说源于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叙述上官大夫夺稿进谗于楚怀王而使屈原被疏之后说:“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雅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说明《离骚》是在怀王时创作的,而且是屈原被疏后的作品。但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却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是“被疏”时作,在此又说是“放逐”时作,这里牵涉到“疏”与“放逐”的涵义问题。大部分楚辞学者认为“疏”是指屈原最初受到楚怀王的信任,而遭上官大夫等人的谗言后则失去信任,关系疏远了。“放逐”是指屈原被楚王逐出朝廷,被流放于外,如汤炳正、褚斌杰等。对于司马迁的说法有两种解释:其一,《报任少卿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是司马迁原文所有,而是后人整理时窜入的,所以才形成前后矛盾。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1)即主此说。其二,认为《报任少卿书》所说的“放逐”并非“放逐”实意,汤炳正《屈赋新探》(2)对此解释说:“史迁对传记文与抒情文在行文措辞上的不同。……‘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语,乃史迁以概括之笔抒其情,并非以叙述之笔结其事。而且相对成文,同‘疏’别于放;如综括其事,则‘放’可兼‘疏’。”汤炳正的意思是说,司马迁在此是以抒情的语调来概括屈原事迹的,并不是为屈原立传而叙述屈原被放逐,此处的“放逐”与“疏放”相近,“放”中包含“疏”,是特殊文体的特用,并非“放逐”本意。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说:“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袤,忧心烦乱,不听所诉,乃作《离骚经》。”这里的“王”是指怀王,说屈原在怀王朝被疏后作《离骚》。班固亦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朝屈原被疏时,他的《离骚赞序》说:“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能,谗于王,王忠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但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时期的学者中,也有部分认为是屈原被怀王放逐时所作。刘向《新序•节士》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并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贿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逐放于外,乃作《离骚》。”刘向认为怀王听信上官大夫、郑袖等人对屈原的谗言而放逐屈原,屈原遭逐而作《离骚》。至此,可从以上看出,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朝存在两种说法,即屈原作于怀王朝时被疏和怀王朝时被放。

2、作于顷襄王时。古代学者大都认为《离骚》作于楚怀王时期。近代以来的学者也有承袭此说的,也有另辟新经进行考证的,但大部分认为作于顷襄王时期,而且认为是在顷襄王朝屈原被放逐时所作。游国恩《屈原》(3)说:“关于《离骚》的写作年代,过去许多人因《史记》本传叙屈原见疏后乃作《离骚》,就都认为是怀王时作品,但其实《离骚》是屈原在顷襄王朝再放江南时候的作品。”他认为《离骚》的“余既不难夫离别”是放逐以后的口吻,“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是指江南,“老冉冉其将至”是指年将老之后。游国恩是从《离骚》中寻找内证而推论的。郭沫若《屈原研究》(4)说:“《离骚》是屈原在襄王时真正被放逐后的东西,是屈原的晚期作品,也是他最成熟的作品。”陈子展《楚辞直解》(5)认同此说,并断定《离骚》作于顷襄王七年。文怀沙《屈原离骚今译》(6)说:“这篇作品大概是顷襄王时,诗人被放逐在江南那个时期所作的(约在公元前290年)。”谭介甫《屈赋新编》(7)说:“他作《离骚》约在顷襄王十一、二年”。

3、作于怀王末期至顷襄王初年。此说是从屈原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离骚》的内容加以分析后断定的。有的学者认为,在怀王末期,合纵战线已经完全破裂,楚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怀王入秦难返,新继位的顷襄王与反动贵族沉瀣一气,又认贼作父,使楚国在秦的炮火之下连年丧师失地,屈原此时心急如焚,故作《离骚》。如《离骚》“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诗句,正是对黑暗势力的强烈控诉和对挽救国家危亡的大声疾呼。张来芳的《离骚探赜》(8)即主此说。张来芳还从《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等诗句之意推论说:“《离骚》是屈原在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仍不觉悟,国家命运危在旦夕时期所写的。”卫瑜章《离骚集释》(9)说:“余疑《离骚》之作或草创于怀王见疏,成于顷襄王斥逐之时,未可知也。”郭维森《屈原》(10)说:“《离骚》大约作于怀王二十四年到顷襄王三年这八九年中”。姜亮夫《屈原赋校注》(11)说:“《离骚》之作,当始怀王十六年为上官所谗而见疏之后,成于怀王入秦,顷襄王嗣立之后。”刘永济《屈赋通笺》(12)说:“《离骚》之作,不能早于怀王二十八年,亦不能晚于顷襄元年,必在屡次进谏不从之后,放流命令未下之先。”詹安泰《离骚笺疏》(13)说:“我认为是楚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初立时的作品。”张来芳与詹安泰的说法相同。

除以上三说之外,有的学者认为《离骚》是屈原的早年作、壮年作、老年作三说。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认为,《离骚》为屈原二十三岁在怀王时的作品;戴志钧《读骚十论•离骚作于楚怀王晚年说》(14)认为,《离骚》为屈原四十岁左右在怀王时的作品;蒋天枢《楚辞校释》(15)认为,《离骚》为屈原七十一、二岁在顷襄王时的作品。这些说法,都是从《史记》等古籍文献的记载、屈原作品中的诗句等方面进行分析推论的。

屈原的《离骚》应作于楚怀王时期被放逐期间。《离骚》中的“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闺中”暗喻郑袖等“党人”;“哲王”是指楚怀王;“不寤”,是指怀王对工谗善妒的郑袖之流执迷不悟。诗中却没有联系到顷襄王的内容。诗篇中的“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即疏远,该诗句透露出屈原被疏放的原因。“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表现出屈原对怀王朝的绝望。“美政”破灭,处境穷困,更增加了诗人的愤懑心情。从《离骚》全篇内容看,大多是“发愤抒情”的笔调,这与屈原被怀王放逐后的艰难境地和朝廷昏庸不察是分不开的,充分表现出屈原苦闷、孤独、愤慨的心情,以至强烈的失望。因此,刘向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朝被放逐时是可信的。

注释:

⑴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

⑵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2月。

⑶游国恩《屈原》,中华书局,1980年5月。

⑷郭沫若《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

⑸陈子展《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1月。

⑹文怀沙《屈原离骚今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

⑺谭介甫《屈赋新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⑻张来芳《离骚探赜》,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

⑼卫瑜章《离骚集释•屈原传疏记》,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初版,26年再版。

⑽郭维森《屈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月。

⑾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6月。

⑿刘永济《屈赋通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⒀詹安泰《离骚笺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

⒁载志钧《读骚十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

⒂蒋天枢《楚辞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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