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战略抉择：缩减还是稳定？

缩减人口还是稳定人口——中国向何处去的命运之择

导读：

对“控制人口数量”基本国策的实现程度有基本完成和远未完成两种判定。主张稳定人口的基本完成论以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遏制作依据，并为“人口—环境均衡论”、“零增长—可持续人口论”、“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和“人口冬天论”所支持。远未完成论则坚持将缩减人口作为中国新的人口发展战略：持续性的症结是规模而非均衡，一个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人口并不一定能保证与环境均衡的持续，存在着间断；人口规模问题不存在技术、经济和制度解，老龄化并非衰亡，人口压力远未消失；体现人少优势、具有“釜底抽薪”作用的小规模人口将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多、底子北的基本国情，保障粮食安全，增加选择机会和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而维持一个15亿的稳定人口，必将使我们陷入“规模泥潭”而断送中华民族的未来。

缩减人口还是稳定人口①？这既是中国人口发展的战略抉择，也是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命运抉择。如果我们不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那就会在专家们无休止的争论和国人的“昏昏”之中断送中华民族的未来。

一、稳定人口的理论判据和理论批判

（一）“控制人口数量”：两种解读、两种结论和两种选择

1.两种解读：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和控制人口数量过多

对“控制人口数量”基本国策的实现程度存在两种解读：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和控制人口数量过多。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文简称《公开信》）即呼吁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号召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并使人口在2000年不超过12亿；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表达的则是控制人口数量过多，在强调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明确指出：“人口过多仍是我国的首要问题”。

2.两种结论：基本完成论和远未完成论

随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而来的是“控制人口数量”战略目标的基本实现，可将重点转移到提高人口素质或其他方面；由控制人口数量过多解读得出的则是“控制人口数量”战略远未完成。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遏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只是对“三年困难”（1960—1962）后人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补偿生育、“文化大革命”时期失控而快速增长的应对，《公开信》也未将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作为人口发展的终极（最后）战略目标。

3.两种选择：稳定人口和缩减人口

以人口转变完成为依据、并为人口压力基本消失等相关理论所支持的基本完成论主张稳定人口，把人口稳定在土地承载力可支持的15亿左右；以“人口多、底子薄”基本国情为依据、并为人口缩减论所支持的远未完成论则坚持缩减人口，即通过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人口高峰后的长期负增长，经政策目标（峰值人口不超过15亿）、经济社会目标（22世纪中叶降至7—8亿）阶段，到23世纪末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进而实现生态伦理目标[1]。

（二）基本完成论的事实判据

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遏制和稳定人口可望实现是基本完成论的主要事实判据。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全国广泛、深入、大力推行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在四十年的艰辛历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妇女总和生育率大幅度下降（1970—2009年由5.4降至1.77），出生人口、净增人口大幅度减少（1990—2009年，出生人口由2407万减至1615万，净增人口由1645万减至672万），自然增长率降至6‰而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之列。由此，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止，人口压力（少生3亿）显著减轻，为改革开放创造了相对宽松的人口、社会环境。德国柏林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赖讷·克林霍尔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即这样评价道：“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经济改革或许就无法起步。”[2]

根据走势，中国人口可望在三十年后稳定在15亿左右的水平上——这是一个被视为能为土地生产力所支持而适度、与环境相协调而均衡、不再对生态环境构成压力而可持续的稳定人口。

（三）稳定人口的理论判据

稳定人口以人口压力基本消失等理论（“人口—环境均衡论”、“零增长—可持续人口论”、“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为判据，并得到“人口冬天论”的鼎力相助。

1.“人口—环境均衡论”

“人口—环境均衡论”的逻辑表述是：一个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人口可与环境保持均衡，一个能与环境保持均衡的人口是可持续的。由是，未来15亿的稳定人口能为土地生产力所支持而可持续。为之提供支持的是《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我国粮食最大可能的生产能力约为8.3亿吨，以人均500千克计，可承载16.6亿人口；以人均550千克计，可承载15.1亿人口[3]。

2.“零增长—可持续人口论”

“零增长—可持续人口论”是由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1999、2000）中提出的。报告认为：一个“零增长”稳定人口的实现，即意味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迈过了第一道“门槛”，并为跨上第二、第三级台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5]。跨越三大“零增长”台阶的目标为：2030年实现人口数量“零增长”，突破巨大的人口增长压力，迈入可持续发展的第一级门槛；2040年实现物质、能量消耗速率“零增长”；2050年实现生态、环境恶化速率“零增长”和生态质量、生态安全的极大提高。人口“零增长”是减少人口对资源、环境、生态压力的根本条件，也是顺利迈上第二、第三级台阶，进而实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战略目标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人口承载力是制定人口发展战略的基础依据，“可持续发展人口”即是一个以人口承载力为总约束，稳定在可持续发展临界阈规定范围之内而与环境、发展达到广义平衡的人口规模。

3.“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

“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指一个数量趋于稳定的“常量人口”不再作用于经济和环境。它源自美国在1984年联合国人口与环境会议上所持的关于“人口增长是中性的”政治立场[6]。理论表达见于“人口转变”的研究之中：在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数量增长趋于静止，结构变化趋于稳定，人口的数量、结构趋于“常量”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于中性。随后，中性观又扩展到了环境领域：人口不论其规模有多大，当其数量趋于稳定而为“常量”时，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冲击量便会消失。于是，“常量人口—压力消失”的幻觉便被制造了出来——在一些人看来，只要把中国人口规模稳定在16亿，便不会再加剧生态环境危机[7]。

4.“人口冬天论”

坚持“老龄化就是衰亡”的“人口冬天论”则竭力夸大老龄问题的严重性，促使人们相信人口数量控制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这样，工作的重心便由控制人口数量向调整年龄结构转移，实行“人口数量控制与结构调整并举”，并全面放开二胎生育[7]。

（四）对稳定人口理论的批判

1.“人口—环境均衡论”：传统承载力理论的误导

持续性的症结是规模而非均衡，均衡论是传统承载力理论的一种误导。一个能为土地承载力支持的人口，其与环境的均衡并不一定是持续的——人口与环境的“间断平衡”既是历史的（王朝更替、文明兴衰），也是逻辑和理论的。

2.“零增长—可持续人口论”：在火山口为民族大厦选址

发展度（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规模问题。在大量人口与大规模经济对应的高位均衡态下，发展度便会构成对协调度、持续度的“侵蚀”。当《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0》把16亿人口确定为“可持续发展人口”时，作为可持续发展健康程度的标志和三大基本特征[5]的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之间便必然会出现裂痕——协调度、持续度随发展度的增加而减小。

16亿人口构成的压力将比1980年和2000年时增加约60%和25%，经济规模预计又多倍于前。由此，这一“零增长人口”对环境的冲击量必定极显著地大于以前。很难想象，一个受相对较小干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一直处于“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生态环境，会在更大的冲击量下变得良好起来。显然，与16亿相联系的“零增长人口”并非是减少人口对资源、环境、生态压力的根本条件，也不是顺利迈上第二、第三级台阶进而实现中国发展战略目标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长期维持一个15—16亿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必定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各种“灾难”，或系统随时“雪崩”中断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为中国构筑的第一级台阶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即使实现了物质、能量消耗速率的“零增长”（第二阶段目标），生态、环境恶化速率的“零增长”和环境质量、生态安全的极大提高（第三阶段目标）也将与我们的后代无缘——一个15亿的“零增长人口”是不可持续的，中华民族未来大厦的根基便被选在了随时都会喷发的火山口之上。

3.“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统计分析的误导

处于增长状态的七八亿、十二三亿人口会对环境构成冲击，而一个15亿的稳定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将会消失——这显然是有悖常理的。事实上，增长着的人口会对环境构成压力，“常量人口”也同样会对环境构成压力且与规模正相关。

“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是统计分析的一种误导。其一，统计分析并不辨析因与果的关系，对它来说，因果关系是人为设定的，对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它也会给出“显著相关”的结果，只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相关分析；其二，使统计分析显示存在因果关系（“不相关”之外的各种程度的相关）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存在因果关系的事物都必须处在变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当自变量，即使是一个极为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因子（在这里是人口数量）趋于稳定而不变化，即为常量时，其与因变量的相互关系便会呈统计零相关——人口数量对经济的影响或对环境的“冲击量”就这样被“荫蔽”掉了[8]。

4.“恐老症”：夸大问题，误导决策

“老龄化并非衰亡”。片面性和对问题的夸大则使“人口冬天论”患上了“恐老症”——“谈老色变”而走上了误导决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