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战略抉择：缩减还是稳定？（3）

三、缩减人口的实践基础

（一）人少的优势

与一个大规模人口相联系的，一方面是“规模效应”形成的巨大环境冲击量和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另一方面是“分母效应”对人均生存资源的大幅度削减——发展的自然、社会基础和选择空间由此受到与规模正相关的“人口侵蚀”。而一个小规模的人口则可极大地减弱对共同体自然及社会基础的“侵蚀”，并提供相对多的选择机会。

孟加拉国是人多致贫的典型，其发展成果被“人口浪潮”（1950—2010年，人口由0.42亿增至1.62亿）“淹没”：2010年，经济密度是72.8×104美元/平方千米，为澳大利亚（16.0×104美元/平方千米）的4.55倍，人均GDP为638美元，只有澳大利亚（55360美元）的1/87。其根本原因即是“分蛋糕”的人太多：人口密度为1246人/平方千米，是澳大利亚（2.9人/平方千米）的430倍[15]。

人少地广、资源人口比高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和全球最大粮食供应国（提供全球40%以上的贸易谷物）的基础与前提。1988年，美国谷物的消费超过了生产，原因是当年谷物产量因严重干旱减少了1/3——与常年谷物出口量大体相当[16]。若美国人口同印度或中国一样多，美国还能“挟粮食以令诸侯”吗？世界谷物市场，尤其是美国社会在1988年还会那样平静吗？显然，低密度的人口既为美国，也为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从北美进口粮食）提供了选择机会。

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普遍对俄罗斯的前途感到担忧。但时隔不久，俄罗斯便在国内外不看好的氛围中迅速而令人瞩目地崛起了——以国际能源的强势需求为背景，利用石油（约一半产量用于出口）和天然气。这里同样有类似的问题：若俄罗斯的人口同中国或印度一样多，俄罗斯还会有石油和天然气可供出口吗？石油对俄罗斯而言还会是一张坚挺的“王牌”吗？我们绝不能忘记，除了石油和天然气，普京的底气、俄罗斯的强势崛起和往日雄风的重振，还在于俄罗斯只有少量的人口。

（二）人口与粮食安全

1.粮食生产的艰巨性和外部性

我国粮食生产的艰巨性根源于生产资料的有限性（稀缺、易耗竭和低更新）、气候资源的局限性和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的国情：耕地少、质量不高，水土地域（特别是南北）组合差，水、光、热时空匹配程度低，农业自然灾害多。粮食生产的艰巨性则展现为：1978—2010年，中国的经济产出（GDP，按不变价格计）增加了19.59倍，年递增率为18.11%，而粮食产量在投入大量不可更新的石油资源（化肥、农药、机械动力）和巨大努力下只增加了0.79倍，由3.05亿吨增长到5.46亿吨，年递增率为1.84%，仅为GDP增速的1/10[15]。

人口压力下粮食生产的外部性表现为：扩大耕地，投入化肥、农药，修建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退化的加剧，导致荒漠化、森林和湿地缩小、土壤流失和肥力下降、水资源枯竭和水文条件改变、自然灾害频发、污染和生物灭绝⑥。全国生态环境的总体恶化，包括了长江流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接二连三的洪灾，尤以1998年为著的洪水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在人口压力下过度垦殖的结果。

2.全球变暖对粮食安全的挑战

全球变暖对中国粮食安全在未来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种植业生产能力总体下降、粮食产量大幅减少和极为严峻的国际粮食形势。据科学技术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12个部委编写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30年全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会减少5%—10%；至21世纪后半期，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玉米产量最多可下降37%而严重危及粮食安全[17]。与此同时，全球变暖导致的世界农业生产力大幅下降和粮食产量的严重减少，又会使我国的粮食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粮食形势。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虽然1985—2010年全国粮食生产增加了44%（1.67亿吨）[15]，但绝不能由此对《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预测掉以轻心：近二十年来粮食产量的增加相当程度上受益于气候变暖的早期效应，特别是农牧分界线北移带来的垦殖规模扩大。1992—2010年，吉林、黑龙江的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27.0%（955.4×103公顷）和55.9%（34106.3×103公顷），粮食总产量分别增加了54.5%（1002.2×104吨）和111.8%（2646.5×104吨）[15][18]。而随着气温的进一步升高，气候变暖的早期增产效应（CO₂浓度上升，光合作用增强）将会消失[17]。

3.人口与粮食安全

庞大规模的人口是对中国粮食安全最为根本和最为持久的威胁。

第一，人多地少迫使人们高强度利用土地而加剧了粮食生产的外部性，形成对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破坏的持续性压力。第二，“分母效应”对人均占有在根本上提高的障碍，使世界第一粮食生产大国在养活其国民上举步维艰，粮食安全问题始终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1978—201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增加了0.79倍，年递增率为1.84%；人均量仅增加了0.28倍（90千克），由319千克到409千克，年递增率为0.78%，只有粮食总产增速的42%[15]。第三，“规模效应”对粮食消费的巨大压力使中国只能“自己养活自己”，由此减小了利用世界谷物市场调整经济结构的灵活性。

四、两种命运的抉择

（一）保持灵活性和“釜底抽薪”

1.稳定持续的时间长度与系统规模反相关

耗散（强度、规模）与系统规模正相关；稳定持续的时间长度是可供利用资源与资源利用/耗散（强度、规模）的函数——对一个物质、能量给定的系统来说，稳定持续的时间长度与系统的规模反相关。唐奈勒·H.梅多斯等即明确指出：“如果社会仅仅对六个月或者一年的时期有兴趣，世界模型表示几乎任何水平的人口和资本都可能维持。如果时间范围扩大到二十年或者五十年，选择的机会就会大大地减少，因为所有的‘率’和‘水平’必须加以调整，确保在那一段时期中投资率不会受到资源可得性的限制，或者死亡率不会受到污染或粮食不足的无法控制的影响。一个社会宁愿保持平衡状态的时间愈长，那些‘率’和‘水平’一定愈低。”[19]

2.保持灵活性：“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由持续性的症结是规模而非均衡带来的问题是：把人口维持在多大规模上，中国的环境—资源—经济—社会系统才是稳定和可持续的？鉴于不确定性⑦，给出的回答只能是这样的：土地生产力可支持15亿人口（短时间里或许能养活18亿人），那必定也能支持10亿、5亿和2亿人口，但不同规模下系统所能稳定持续的时间长度显然因规模变化呈指数递减/递增。15亿人口规模下的现代化，无疑是穿着“大皮袄”、“大头鞋”跑“马拉松”；而与3—4亿人口相关联的，则会是更多的选择机会，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秀美的山川和“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安全感。

3.“釜底抽薪”：最根本、最“便宜”和最道德的选择

我们面临的困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分母效应”导致的“富饶的贫困”：面积广大、资源丰富而人均资源占有量甚低，世界前列经济实体与低人均国民收入相对应；二是“规模效应”对发展的障碍：人口—资源—环境瓶颈，被扩大的环境冲击量和低可持续性——与人口规模相应的资源、能源消耗，污染生产和生态环境退化⑧。实施具“釜底抽薪”功能的缩减人口战略，可极大地弱化人口的“分母效应”和“规模效应”，消除“富饶的贫困”而显著改善国民生存状况，极大地减轻资源、生态环境压力而显著克服人口—资源—环境瓶颈，从而彻底改变“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基本国情。

缩减人口，是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选择；对保持灵活性来说是最“便宜”和最具“功利性”的选择，可极大地增加我们选择的机会；从减小对人和生物巨大的“空间胁迫”看，还是最道德的选择。

（二）两种命运的抉择

1.两种抉择、两种命运

对一个15亿的稳定人口来说，从理论基础上看，“人口—环境均衡论”、“零增长—可持续人口论”、“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和“人口冬天论”皆是站不住脚的；从实践层面看，由于违背相关人口规模理论，使人口与经济长期处于大规模高位均衡态是不可持续的。

把控制人口数量过多或缩减人口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新战略任务，既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人口过多仍是我国的首要问题”科学论断的逻辑结论，也是可持续性的症结在于规模而非均衡以及人口规模问题（在长时间段中）不存在技术、经济、制度解的理论使然，更是中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基本国情的现实规定。3—4亿的小规模人口既能有效改变基本国情而克服人口—资源—环境之瓶颈，又可保证粮食安全，体现人少的优势、“釜底抽薪”的功能而保持灵活性。由是，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缩减人口规模便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而选择一个15亿的稳定人口，必定会断送中华民族的未来；选择一个3—4亿的小人口，中国才会有光明的前途⑨。借用莱斯特·布朗的话来说：中华民族的命运不是掌握在经济建设者手里，而是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者手里[20]。

2.“零增长”的前夕：最关键的时刻

当把控制人口数量过多或缩减人口作为人口发展战略时，控制人口数量的任务即刚刚起步，遏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和作为必经阶段的人口“零增长”，只是向控制人口数量过多或缩减人口战略的过渡和序曲。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在人口实现“零增长”前，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并在实现“零增长”时达最大值；人口的“乘数效应”也将因经济总量在今后的巨大扩张和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而变得极为显著。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称：中国的经济总量可在2030年达成全球第一并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21]。由是，今后二三十年，环境冲击量和人口对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增至极大⑩，从而达到生态环境最危机的关头：或环境继续恶化而使河山“满目疮痍”，或扭转“总体恶化”态势而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建设“秀美山川”的环境基础。

因此，在人口实现“零增长”前的政策目标阶段，一定要强化人口、环境的危机意识和对人口—环境—经济—安全一体性的认知，坚持基本国策不动摇，从“少生一个娃娃，就少一份人口压力，多一份发展安全”出发，毫不动摇地稳定低生育水平，使人口峰值早日来临，峰值人口尽量偏少。

五、余论：“恐老症”和理性决策的“合成谬误”

（一）“恐老症”

1.“老龄化并非衰亡”

自索维提出“人口冬天论”以来的半个世纪中，“老龄化就是衰亡”，老龄化等于缺乏活力，老龄化使生产力低下、社会负担过重、有碍投资、影响经济发展等的声音和论争便不绝于耳。而基本的事实却是：从时间维度看，近代从未出现过人口老化与经济发展的负对应，存在的倒是人口老化与经济发展的“并行不悖”——自法国第一个（1866）步入老年社会以来的140多年间，欧洲的人口老龄化一直居世界最高水平之列，而经济却不断发展；从空间维度看，人口老龄化在空间上与经济发展水平正对应——老年型人口与发达经济并存，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多为年轻型。正如戴利所指出的：“人们经常议论老年人口的保守性和反动特征，年轻人的进步的活力，这都是无稽之谈。”[22]

2.“恐老症”：一个更令人担忧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困扰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但更令人担忧的是由“谈老色变”所呈现的恐老症。“21世纪将是老人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顽症正在吞噬日本”、“人口稀少的东欧地区将会空无一人”……在中国，则是铺天盖地而来的“婴儿荒”、“反向人口炸弹”和“老龄化陷阱”等。

恐老症形成的症结是对问题的夸大。按≥65岁的国际通用标准，中国2000年的老年人口为0.88亿，而有人总喜欢按≥60岁的标准说成1.30亿而使之增加47%⑪。恐老症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造成对问题的模糊认识和错误判断，如“四二一”人口结构、老年负担过重、劳动力短缺⑫、“老龄化陷阱”等；二是制造虚假信息、混淆视听、误导决策，把老龄问题的应对引入加速社会危机的歧途，如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等。

（二）理性决策的“合成谬误”

1.合理年龄结构的理性决策

某个家庭因某种原因多生一两个孩子，某一地区为合理年龄结构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都不会造成大的、全局性的影响，且范围越小影响便越小乃至可以忽略不计——人们可通过交换获得食物和生存资料。任一理性决策者（理性人、家庭和领导集团）都会这样做，且在局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一种理性决策；对一个小规模的国家、民族来说，这样的“隔离决策”（行为主体在未协商情况下各自作出的决策）也同样可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2.理性决策的“合成谬误”

当每个理性决策者都这样做时，这些发生在低层级、小尺度和部分的，影响不大乃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在理性指导下的“隔离决策”则会由于相互作用、转移而演变成国家、全球的行为和高层级、大尺度、整体性的问题。于是，如同“集腋成裘”那样，产生的影响便具有了灾难性，导致对国家、生物圈支持能力的超越，进而使民族和人类陷于生存危机，大家都不再能通过贸易获得粮食和资源了。

这是一个“合成谬误”的生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低层级、小尺度、部分的理性决策被合成为高层级、大尺度、整体性的非理性决策——“合成谬误”（“合成谬”）。“合成谬误”的生成过程，即是决策主体的非理性化过程：在一般意义上，理性人变成了非理性人；之于个体，理性决策者变成了非理性决策者；之于群体，则是集体无理性的生成。

提高出生率以应对老龄化无疑是饮鸩止渴：既无益于当前，又会给未来造成更加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压力。由是，全面放开二胎生育和以提高出生率为必要条件的人口数量控制与结构调整并举的主张，也就具有了灾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