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战略抉择：缩减还是稳定？（2）

二、缩减人口的理论基础

以下缩减人口的理论基础也是对稳定人口的理论批判。

（一）“间断平衡”：人口与环境均衡的展现

1.“间断平衡”的逻辑解：“不对土地资源造成不可逆负面影响”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引起土地退化，或不对土地资源造成不可逆负面影响”，是各种土地承载力定义中关于稳定性的公共项和关键项。“不对土地资源造成不可逆负面影响”作为稳定性的规定表明：“生态环境稳定性与土地承载力反向关联”，“间断平衡”由是成了一个逻辑的推论——土地承载力也即人类活动的增加会“对土地资源造成不可逆负面影响”，进而导致人口与环境均衡的中断[9]，否则，稳定性的设定便成了“多此一举”。

2.“间断平衡”的理论解：土地承载力与生态环境稳定性反向关联

土地承载力与生态/环境稳定性的反向关联，给人类系统打上了“自削弱”，也即土地承载力增加，生态/环境稳定性减小的“印记”，而使人口与环境的“间断平衡”具有了逻辑的必然性。而承载力与稳定性的反向关联，又是生态系统性质与“生态演替”的理论和逻辑必然[9]。生态系统的产出指净生产量，与土地承载力相对应；支持力由总有机物质和生物量与单位能流量的比率表示，是形成生态环境稳定性（生物多样性、营养关系、内部共生、营养物质保存等）的物质基础。

对总有机物质一定的生态系统来说，产出与支持力/稳定性处于反向关联之中——系统的产出愈多，用于形成支持力和稳定性的生物量便愈少，支持力和稳定性便愈低。如高产、低稳定的人工栽培的果树和低产、高稳定的野生品种。在生态演替或系统发育中，产出与支持力/稳定性的反向关联展现为：随着从幼年期向成熟期的过度，即正向演替中，系统的产出减少，支持力和稳定性（总有机物质、生物多样性）增加；反之，在逆向演替中，系统的产出增加，支持力和稳定性减小。如处于幼年期而高产、低稳定的农田，处于成熟期而低产、高稳定的原始森林。

对这一理论和逻辑必然性验证的全球性基本事实是，第一次（1万年前）农业革命特别是纪元以来土地承载力（系统产出）的增加与生态环境稳定性（系统支持力）的相应下降，人类系统规模的扩大与自然系统规模的相应缩小。

3.“间断平衡”的历史见证：农业文明兴衰的周期性循环

系统抵抗力稳定性/生态韧度，也即抵抗干扰、保护自身结构和功能不受损伤的能力的存在，使一定限度（历史极限）内生态环境稳定性的下降并不构成对土地生产力增加的限制，而只表现为两者“剪刀差”的扩大。而当“剪刀差”的扩大超过生态韧度后，土地承载力便会因自然基础的破坏（生态环境严重退化）而显著下降，（被推向“峰顶”的）人口与环境的均衡也就由此中断。为人口与环境“间断平衡”一次次提供历史见证的，是以王朝更替、人口波动为表现的农业文明在历史上兴与衰、毁灭与重建的周期性循环。

（二）持续性的症结是规模而非均衡

1.当代人口与环境均衡的非持久性

当代对化石能源、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利用，（暂时）结束了人口与环境的“间断平衡”，特别是农业文明大起大落的人口波动模式，且土地承载力得到显著而不断的增长：一是土地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二是抵抗自然限制（自然灾害），保证在生态环境退化情况下土地生产力增长能力的显著提高。而不可更新资源在根本上的有限性和耗损性，则同时也规定了土地承载力在这两方面能力提高的有限性。因此，当不可更新资源枯竭之后，人口与环境“间断平衡”的模式将会重现；系统抵抗力稳定性即生态韧度的有限性，同样会使土地生产力在达到化石能源、矿产资源有限性规定之前突破生态环境稳定性的极限而导致系统崩溃。由于人口、经济已被显著增长的土地生产力推向了大规模的高位均衡态，两种情景下人口与环境均衡中断带来的“雪崩”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2.持续性的症结是规模而非均衡

“均衡”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思想。当柏拉图（公元前360年后）指出虽然羊只数量很少但却能维持相应也很少的牧羊人的生活时，是在讲均衡；当约瑟夫·汤森（1786）叙述胡安·费尔南德斯岛上山羊与猎狗的故事时，也是在讲均衡；当福格特（1949）提出土地承载力，艾里奇、约翰·霍尔登（1974）提出环境冲击量时，依然是在讲均衡——潜力与阻力、冲击力与支持力的均衡。人人都在讲均衡——人口与食物、经济与资源环境，或对土地承载力的不超越，并以为只要保持均衡，就能够保证可持续性。

然而，文明演替所展现的史实却是人口与环境的“间断平衡”，持续性的症结是均衡态的规模而非均衡本身，即是问题的解。柏拉图（少量牧羊人与少量羊）的均衡与马尔萨斯（近十亿人与相应食物）的均衡，马尔萨斯的均衡与当代（70亿人与环境）的均衡，当代的均衡与后代（90亿或100亿乃至120亿人与环境）的均衡，显然是有天壤之别的。正如伽利略在1638年所指出的：一匹马从高处掉下来会骨折，一只狗从同样高度掉下来则不会受伤，一只蚂蚁从月亮的距离掉下来同样不会受到伤害[10]。对均衡态的规模和在持续时间上的稳定性，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早在1971年就提出了质疑：“世界在某个人口规模下——比如10亿或450亿——能维持多久？我们只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才能发现人口问题多么复杂”[11]。莱斯特·布朗在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塞厄多·帕纳亚图交换意见时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一个每年破坏1700万公顷森林，增加9000万人口（其中5000万降生在基本生态系统已经超出持续产出的国家），向大气排放60亿吨碳，把600万公顷良田变成荒漠的经济系统，是否可以支撑进步[12]？

（三）“规模泥潭”：没有技术、经济和制度解的人口规模问题

人口问题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规模问题，而非人们通常讲的发展问题。人口问题，既如哈丁所言无技术解——“人口问题不能从技术上解决，就像赢‘五子棋不能从技术上解决一样’”[13]，也不存在经济解和制度解——对由规模带来的各种人口问题，经济和制度只能治标且作用有限。

1.普适性的人口规模问题

由规模导致的各种人口问题具有普适性，与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无关。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也有；计划经济有，市场经济也有。面对资源的“真性短缺”，被人们视为“万应灵药”的市场经济也同计划经济一样无能为力。

2.经济扩张的“失灵”

当人口问题被视为发展问题而源于发展不足时，通过经济扩张解决人口问题便成了逻辑的必然。对小规模的共同体而言，这也许是可行的；但对一个规模庞大而人口过剩的共同体来说，经济扩张便会“失灵”，从而难以摆脱“高位—低水平均衡陷阱”②，“人口问题在本质上是个发展问题”的命题也因此失去了凭据[8]。

其一，人口过剩把共同体拖入“高位—低水平均衡陷阱”，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经济起飞；其二，庞大而人口过剩共同体的经济扩张，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伴随着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对环境的“透支”，而这样的经济扩张既是不可持续的，也难以有效解决由人口规模引致的各种问题：中国谷物产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即取代美国而居全球第一，但“粮食安全”依旧是悬在国人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③；孟加拉国的经济显著“壮大”了，但也未能摆脱“高位—低水平均衡陷阱”，一直处在贫穷之中。正如唐奈勒·H.梅多斯等所指出的：“贫穷是无法通过无限制的物质增长终止的；它必须通过人类物质经济的收缩来解决。”[14]

3.“规模泥潭”：技术黑洞和技术陷阱

自然物到人工物转化效率“天花板”（＜100%，物质能量守恒定律的规定）的存在，使技术进步对资源的节约是有限的；而技术的物质、能量耗散指向，也即本质上的时间节约——在单位时间内把更多的自然物转化为人工物，或用更少的时间把一定自然物转化为人工物④，则规定了技术解决/技术拯救对系统规模扩大的推动，并使之陷入难以摆脱的“规模泥潭”：一方面是大规模吸纳（耗散）物质、能量而使可持续发展物质基础急剧减少的“技术黑洞”；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物质、能量的大量耗散，把社会推向更大规模、更为复杂、更加不稳定的“技术陷阱”⑤。对庞大规模人口的危害，查尔斯·哈珀在数十年前就已指出：“庞大的世界人口数量（将会在下个50年翻番并可能在下个世纪增加3倍），意味着我们将会有更少的选择余地、更少的斡旋空间，一个级别更低的资源基础和比以往历史更缺乏从环境损害中吸收和恢复的能力”[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