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中国在寻求全球正义中的角色

从区域到全球

马丁•路德•金，这位伟大的非裔美国领袖，在一封写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说：“任何一处的不公正对每一处的公正都是威胁。”这封信写于1963年4月。那时，金正在为非裔美国人遭受的不公正作斗争。他因为鼓动在自己的国家消除非白种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而被捕入狱，不久被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刺杀。在金的一生中，他所从事的积极的政治活动几乎全部都与美国的不公正有关，但是金的哲学关注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地域性的不公正问题。作为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金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大量的不公正。他认为，任何地方有理性的人都有理由帮助那些全世界遭受不公正、剥削和歧视的人们。从某人自己国家内部的地域性不公正过渡到全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公正，对充分理解思考正义的学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对公正的诉求可以在某个地方进行（像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所做的那样），但是公正要求的基础是普遍的：它们不应该局限于某个地方。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仅仅局限于我们在自己所在之地，而认为其他地方的不公正“与我们无关”，我们就不能够与不公正作全面的斗争。民族狭隘性和将注意力只局限于某个区域的借口常常是，如果尚不清楚“全球公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不能够对世界上的公正和不公正进行思考。这里，我要谈一下对我陈述的正义理念所进行的分析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认为，有关公正和非公正的创造性思考需要事先对“绝对公正”——至少是一个国家，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达成一致的见解，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要说的是，全世界几千年来对正义理念的基本运用并不是关于某种绝对公正的乌托邦式的理念，而是关于在全世界消除可辨识的“不公正”。

消除不公正

当代政治哲学中主流的正义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方法，即所说的“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方法由托马斯•霍布斯创建于17世纪，从18世纪到今天，该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对公正的分析。将对“公正制度”的特点描述作为公正理论主要的，也常常是唯一可辨识的任务，这是该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看待正义的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围绕着一个想象的“社会契约”思想——一个假想的主权国家的人们所支持和接受的社会组织的契约。如果具体说明理想中的公正制度被认为是正义理论的中心任务（社会契约法实际上就是这么认定的），那么除了在对“理想的安排”的具体说明中被奉为神圣的东西，任何安排都可以被视为不公正的例子，从而削弱了在世界范围内对“更多公正”的所有实际寻求的重心：我们不得不寻找绝对的公正（以这种受限的视角），而缺少绝对公正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令人满意。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分析局限于取得绝对公正——而且只是绝对公正，那么有关消除世界上这样或那样不公正的所有大规模的辩论和诉求似乎都有点不对头。这不仅对实践是个巨大损失，对实践理性的理论来说也是如此。社会契约方法似乎以绝对的理论取代了实践的理论。结果，社会契约方法就具有一种非常格式化的探究形式，探究有关公正和非公正的实践推理——不仅在每个国家的内部，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可能使我们到最后一无所获，因为实际上对绝对公正的确切要求也许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看法，甚至在公正的立场上思考这一问题的理性的人中间。为社会契约方法的传统作出了主要贡献的是霍布斯，还有后来的约翰•洛克 、让•雅克•卢梭，以及作出最有决定性贡献的伊曼努尔•康德（尽管康德提出了其他推理路径）等人。

契约论方法一直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主导力量，而当代哲学是由我们这一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引领的。他的经典著作，出版于1971年的《正义论》，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公正的这一特别的社会契约方法。当代政治哲学中有关正义的主要理论不仅源自罗尔斯，也源自罗伯特•诺齐克、罗纳德•德沃尔金、戴维•高蒂尔等人。尽管他们在诊断社会契约究竟有哪些要求这一点各持异议，但是对确认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契约的思想，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既然这些制度需要实施，就需要主权国家根据各自认定的社会契约来建立这些理想的制度。

当然，这意味着不可能达成有关“全球公正”的共识，因为正义这一理念，以社会契约方法来看，完全依赖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以及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现在还没有全球性的主权国家，不远的将来也不可能有。因此在社会契约传统方面就不可能有全球公正的理论，如果我们遵循这一方法的严格要求。实际上，当罗尔斯谈到国际关系时，他没有提到公正的要求，而是人道主义和文明。与此相类似，我们这一时代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将寻求全球公正说成是“妄想”，建议全球关系不应该援用正义的理念，而是应该以“最低的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确，由于正义的理论是在现今社会契约理论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构想出来的，它使许多最相关的正义问题都成为空话，尽管用意是好的。但是当全世界的人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全球公正而激烈争论时，这里我强调的是比较的字眼“更多”，他们并没有大声疾呼要求某种“最低的人道主义”，也没有要求一个涵盖全球的“绝对公正的”社会，而是主张消除世界上某些令人发指的不公正的安排，从而促进全球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