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是怎样诞生的？

政协委员、外国国籍、有钱商人，这些关键词的叠加，顿时让俏江南创始人张兰身陷舆论漩涡。

继全国政协委员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事件之后，张兰更改国籍事件，再次引发公众对政协委员资格的议论。所有的追问，其实质都指向了一个问题：政协委员究竟是怎么诞生的？

在这个命题之下，有一种现象正在显现出来：某些人把政协委员当成一种身份，一份荣誉，并渐渐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话语权，这成了很多社会精英的梦想，其中不乏有钱的商人。

有人曾总结出政协委员构成的三大特征：老板多、明星多、冠军多。从现实来看，政协委员的产生，一般先由各单位提名推荐，然后报经政协常委协商通过，最后向社会公布。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许多社会精英、明星进入政协，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带来一股大胆、专业、行业号召力的新风，但也为议政不专业、监督不积极、为自我利益呐喊等现状埋下了伏笔。

备受争议的政协委员

商人在政协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席位，这是各地政协不同程度存在的现实。

广东省工商联曾经发布广东首份“富二代”调查报告，在报告中省工商联主张用3至5年左右的时间，对“富二代”分期分批进行轮训，并将培训经历作为其政治安排的重要条件。

而实际上广东“与经济上接班相呼应的，少数在政治上也随之‘接班’”，调查中，接班子女已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职务的有4%。

广东省政协委员余庆安表示，中国改革开放超过30年，新阶层社会人士也该进入参与政协事务，但不能将此错误理解成赚钱能力强就能进政协，“这会让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信心”。

同样饱受争议的，还有明星政协委员。

2012年龙年春晚，让草根歌手“大衣哥”朱之文一夜红遍全国。现在他有了新身份——新一届山东省菏泽市政协委员。

据朱之文介绍，在得知自己被吸纳为新一届市政协委员后，他多次和演出方协商，但因双方有协议在先，演出时间不好推迟，所以，他不能及时回到家乡进行调研。

在部分明星委员连年缺席“两会”、个别参会的也提不出有质量的提案的前提下，有网民担心，全国政协如果过于注重精英意见而忽视草根声音，这一参政议政平台的民主协商作用的发挥将会大打折扣。

近几年来，为百姓所熟知的文化体育界明星当选政协委员已屡见不鲜，但他们的表现并不能总是让人满意。

在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有关他们的热点新闻，多数是诸如请假、无提案、不作为这样的非正面消息。2006年“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张艺谋、巩俐二人双双告假，此事引起了公众对“明星委员”表现的大范围讨论。

其后，每次政协会议上缺席的“明星委员”都会成为被讨论的话题。“飞人”刘翔是这两年来引起争议最多的政协委员，从缺席到提案文字水平低，刘翔在政协会议上的一举一动似乎比在田径赛场上更受关注。

不少网友更是喊出“请假不如请辞”。2006年，广东省政协就曾以“辞职”方式撤销了巴塞罗那奥运会跳水冠军孙淑伟、雅典奥运会跳水冠军胡佳的省政协委员职务，原因是两人皆连续两年未出席广东省政协会议。

明星担任政协委员是否合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称：“对明星当选政协委员，我们应该采取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目前政协委员的遴选制度，我们应进行冷静思考，期待更加合理的制度产生。”

政协委员的高门槛

实际上，不管是对张兰这样的商人政协委员，还是巩俐那样的明星政协委员，公众之所以屡屡责难，说到底是出于对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能力或责任心的担忧。

在一些专家看来，政协委员的产生过程本身就是一套精英逻辑，普通民众的声音有可能在此消弭。

据统计，截至2012年11月22日，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现有委员2278人，分属34个界别中，其中农业界别有委员67名，没有一个是来自田间地头的农民。

“不是科研院所的专家，就是主管农业的官员，再有就是农民企业家，真正的农民没有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主席梁绮萍说。

像农业界别中没有农民的情况在政协其他界别中同样存在，经济界别中鲜见一线的职工，医药卫生界别中很少有一线的医生、护士。

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教授金安平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人大代表中有修脚的、掏粪的，但政协委员中鲜有卖糖果的、扫马路的。

金安平说，“在产生机制上，人民代表大会强调代表的广泛性，而政协进入门槛更高。”

从法律程序上，如果说人大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那么政协委员就更似一种“吸收”。

全国政协原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杨崇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国政协中共界别的委员由中央组织部来统筹，其他界别由统战部来统筹，全国政协以机关党组的名义把推荐产生的符合条件的3000多名委员名单报送中央，名单反馈回来后再提交全国政协常委会。

“政协委员是推荐产生的，怎么把程序更加完善，推荐出的委员要更有代表性，这是换届选举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并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如何产生的，呼吁公开委员产生的办法和程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孙永福表示。

有别于人大代表以省级行政区为依据区分，政协组织是按照各政党、各团体、各民族和社会各界等不同类别，分配委员名额，进行委员编组，组织委员活动，称之为“界别”。

这一概念并非一开始就有，1949年新政协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参加单位”来表述自身的组织构成。1954年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成立时，有了“医药卫生界”、“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等具体的提法。

直到1980年代，中共中央提出并经与各方面协商确定的政协委员名单中，将所有政协的参加单位称为“界别”，并提出了“界别设置”的概念，方成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