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不能被美国金融寡头牵着鼻子走（2）

必须慎用提高利率解决通胀

货币政策看起来操作简单，后果却是双刃剑难以预料。弗里德曼误以为市场价格水平可以由货币发行量单独决定，单靠货币扩张政策就可以绕过利益冲突、防止金融危机。这只是没有国际竞争和没有金融创新下封闭经济的幻想。

在国际竞争和资本流动的条件下，美国在危机阴影下采用的零利率和货币宽松政策，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外逃，逃向增长率高的东亚或利率高的欧洲美元市场，从而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软弱无力。决定企业投资方向的因素，主要不是国内的借贷成本，而是未来经济的增长点，不同地区和产业的投资效益。

同理，中国必须慎用提高利率或银行准备金来对抗通胀的货币政策，因为提高利率不但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吸引国际热钱的流入，而且提高利率或银行准备金会加大房地产抵押贷款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恶化国内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前景。

体制改革比价格干预更重要

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暗中假设市场的规模或资源无限，消费者或投资者是分散独立决策，没有市场操纵或跟风投机行为，价格才能起到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但是，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的限制。少数买家或投资者如能控制相当的市场份额，就可以扭曲市场价格，制造市场泡沫。因此，体制改革在结构调整中比价格干预更为重要。

美国的支柱产业，三大汽车公司濒临破产，源于美国私有制的人均医疗成本，是国有制日本的3倍，混合制欧洲的2 倍。通用汽车公司1个工人要养活4 个退休工人，福利开支是新在美国南部设厂的日本、德国与韩国企业的2 倍，即使技术不弱，如何得以国际竞争？

奥巴马政府试图建立国有医疗保险公司来打破私有保险巨头的垄断，被攻击为社会主义甚至纳粹政策而中途退却。在维护医疗垄断的既得利益下，不能加税，还要扩大医疗覆盖面，谁来买单？

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在国内经济改革上几乎一筹莫展。相比之下，中国在国企和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中大刀阔斧，几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

但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沿海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投机资本和地方利益集团联手，大量囤积房产，挤出制造业和研发。中国目前试行的房产税，只针对新入市的消费者，不针对囤积空置房的投机者，如何能走出房地产泡沫掩盖下的结构性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