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不能被美国金融寡头牵着鼻子走

2008年在美国发源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检验货币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政策效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经验。

到目前为止，美国先是实行大规模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然后是大规模的财政政策，虽然避免了银行的挤兑风险，然而至今没有打破金融寡头的垄断，也没有改革导致财政危机的福利制度和军备扩张，使失业率高居不下，经济复苏乏力。

最近美联储再次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了全球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我们必须注意西方宏观经济学框架的重大局限，避免重复西方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发展的歧途。

西方深陷凯恩斯—弗里德曼陷阱

大萧条以来主导宏观经济政策的宏观经济学，以凯恩斯主张的财政政策与弗里德曼主张的货币政策为中心，一度被西方经济学界誉为拯救资本主义，避免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尽管两者在政策工具的重点上有所不同，但思维方式的共同目标都局限在恢复经济的短期均衡，也就是维持既得利益集团的现状。

宏观经济学把市场波动的根源归结于宏观总需求表面上的失衡，否认供给方技术革命、大国兴衰引起的劳动分工，和世界格局引发的结构改变。应对措施主要针对大众心理，用预期调控的方法糊弄百姓，而拒绝做政治和经济制度格局的调整。

政策制定的视野是以本国为中心的封闭经济，忽视开放经济下国际竞争对国内政策的制约；在危机面前不敢直面危机产生的政治经济学，而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掩盖利益集团博弈的实质，当然不可能走出危机。历史上结束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笔者在2009 年的墨尔本会议上警告，如美国不愿和中国欧盟重构后雅尔塔格局的世界秩序，将无法走出金融危机，而必然诉诸战争手段来刺激经济。

目前，欧洲和美国发动的利比亚战争，以及不久前美国在东北亚和南海制造的紧张局势，充分表明美国和西欧陷入的凯恩斯-弗里德曼陷阱的危机深重。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如何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吸取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推进经济学的自主发展。

我们看到，本次经济危机中各国采取了大体类似的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但是美国、西欧、日本的宏观政策效果远不如中国，为什么？假如我们仿效凯恩斯提出的财政扩张政策，和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宽松政策，试图拉动内需，缓和国际压力，中国的决策者应当从西方学习哪些前车之鉴呢？

刺激消费的短期政策会加重经济危机

西方宏观经济学片面强调需求方的作用，忽视供给方作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熊彼特都强调工业革命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主要是加速了供给方的技术进步和结构演变。新古典经济学却制造消费者至上的神话和夸大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上的自稳定功能。

凯恩斯虽然观察到总需求不足导致非自愿失业的现象，企图用财政扩张的办法刺激消费恢复均衡，却没有认识到总需求不足的根源，是创造性毁灭造成的产业兴衰和转型困境。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长期失业率高居不下，非短期财政或货币政策可以治愈。美国的问题是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的负债率过高，美国的高福利、高军备和高法制成本，使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每况愈下，消费者和企业拿到现金也只敢还债，不敢消费或投资。

相比之下，中国的问题是多数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和营销渠道，企业利润远比西方同行为低。中国假如用行政手段推行扩大社会保障和大幅提高职工工资，可能导致中小企业大量破产，与拉动消费的初衷背道而驰。

换言之，政府财政扩张的政策是用来刺激消费，还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盲目仿效。从历史的经验观察，中国如不能提高企业和工人的国际竞争力，创造新兴产业的就业机会，刺激消费的短期政策会挤出企业的技术更新能力，加重而非缓解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