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不能被美国金融寡头牵着鼻子走（3）

不能被美国金融寡头牵着鼻子走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思维方式，用总需求的短期作用抽象掉长期的结构矛盾，使宏观政策的辩论掩盖了宏观调控的核心障碍——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冲突，也就无力动员社会力量克服宏观调控面临的利益集团的主要障碍。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美国病。即金融业暴利的一家独大，挤出美国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并制造了一系列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在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之所以能继续保持金融的统治地位，在于用金融创新的工具，占据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份额和话语权，保持市场波动的影响力。美国过去20 年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极大地放大了金融投机的规模。金融衍生工具制造的虚拟经济的规模是全球GDP 的10 倍，美国GDP 的近50 倍。

石油需求的波动幅度仅百分之几，美国金融寡头制造的油价波动可以高达70%。要根治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就必须拆散金融寡头，并和各国政府合作，加强资本流动的管制，加强金融监管，限制金融业的投机利润。

而美国至今的危机应对政策，是保护金融寡头，回避经济改革，同时输出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至今处于低迷状态，全球经济也笼罩通胀加速和社会不稳的风险。

凯恩斯虽然意识到金融市场的投机是宏观不稳定性的根源，但是提出的财政刺激办法治标不治本，没有找到根治金融不稳定性的药方。

中国要走出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必须知己知彼，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不能被美国金融寡头牵着鼻子走。须知，危机者，乃竞争对手之危，而我们成长之机也。

中国在国际金融上至今缺乏国际胆略和战略思维，国际交易只能跟风定价或者外包给外国基金的现状必须改变。

“全球失衡”理论实践中不可行

西方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但没有走出金融危机，而且引发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和发达国家的政府信用危机。这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当年都没有想到的。

伯南克在他的“全球失衡”理论中承认，失衡的根源在欧美的老龄化造成福利体系的危机，他回避的另一财政负担是，美国维持全球军备霸权和欧盟东扩的沉重负担。

须知，美国一国的军备开支占世界一半，大于其余十五军事大国的开支总和。美欧不作政治经济的结构调整，就不可能改善美国欧洲的国际竞争力，也就不可能改善就业状况。

美国企图用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缩减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价值，不可能解决美国的巨额财政负担。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制造的“全球失衡”理论，企图引导发展中国家扩大消费、发达国家增加积累的方法，重新使国际资本的走向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控制金融制高点，获取金融高回报，来维持西方的高消费。

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沿海大城市已经陷入和西方类似的老龄化陷阱。城市老龄化人口的福利是靠大量农民工进城创造的价值维持，而非本地居民房价虚高创造的财富假象维持。

伯南克提出的纠正全球失衡的方案，是维持西方人口资源巨额不平衡的损人不利己的方案，是转嫁危机的工具，而非应对危机的处方。

中国在金砖五国间推行本币结算，走出了一步好棋，但是没有触动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生态。南欧诸国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如果解体，会加大美元的金融霸权。

只有中国有能力帮助欧盟渡过难关，改变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关系。这次金融危机充分表明，虽然西方国家还掌握技术的主导权，但是经济发展的带头羊是中国而非美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