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0095：国歌情怀

　　我是唱着国歌长大的，我始终感觉，国歌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号角和动力。

　　记得1949年，我才12岁，在香港一所进步学校――汉华中学附小上学。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和广州解放，学校里开庆祝会，升国旗、唱国歌，心情万分激动。那时，我的心啊！盼望着早日到祖国的怀抱。1951年我回到了广州，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入了队，带上了红领巾，以后又入了团，参加工作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唱国歌，唱了60年了，回忆自己成长的过程，真有说不尽的感受。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自新中国成立，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几十年来，每当听广播和重大的集会游行，总是先奏国歌。一唱国歌，心中就万分激动，想到我们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来之不易，想到在各个历史时期国歌是进军号，是时代的号角。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关头，那时唱《义勇军进行曲》就如同吹响了临战的进军号，人人争先，冲锋在前，团结一心，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解放战争中，无数先烈为了人民的解放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唱国歌就让我们怀念，纪念他们。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国歌一直是战争的号角，是我们时代的最强音，永远是鼓舞我们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

　　记得在五六十年代，我的祖父听到国歌的乐曲声就会很自豪地说：“这首歌，聂耳是在我们家写的”。并说：“他写这曲子时，还没有你们呢”！聂耳那会儿天天来，你妈妈做饭，他和我们一起吃。有时正吃着饭，他突然举起筷子，边打拍子边唱起来了。可见当时聂耳全神贯注、精神振奋、动情入神的情景。

　　文革后，我父亲告诉我们；“你奶奶是听到国歌的第一个人”。在九十年代，我父亲早已过世，我趁母亲建在，请母亲讲讲聂耳为什么来我家作曲和当时的情况。

　　据母亲回忆，30年代的上海，国民党统战，白色恐怖很厉害，我父亲司徒慧敏是中国共产党在电影界的第一个地下党小组成员，在党领导下的“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工作。田汉是该公司的领导，他刚写完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就被捕了。那时我们家经常搬家，只要我父亲发现这里不安全了，全家人马上离开。聂耳来时，我家住在大连湾路，因聂耳住在一个亭子间（小阁楼），一进门就是铺，无处放桌子写。我父亲说“聂耳同志来我们家写曲子好不好”？我母亲一听说叫“同志”的，知道是自己人――地下党，便同意了。聂耳基本上天天来，前后有一个多月，在我家客厅（其实就是个小过道），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聂耳就在那书桌上写，一边写、一边打拍子、一边唱，我祖母就坐在一旁听，有时也跟着唱，我祖母还说：“我也是个不愿意做奴隶的人啊！”每每总是聂耳从头开始唱起，总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老唱“起来”、“起来……”，时间长了，我祖母就把聂耳叫“起来”。聂耳来拍门，经常是我母亲去开门，然后告诉我母亲：“‘起来’又来了，你做饭，多加一把米吧！”我母亲做好饭，叫聂耳一同吃。为了照顾聂耳专心写曲子，聂耳脱下衣服，我母亲就帮助他洗，天天在一起相处，聂耳和我的祖母、父母亲都交上了好朋友，有时也说些家常话，于是我的祖母知道了聂耳是个苦命孩子，学作曲是自学成才的。1937年7月的一天，我父亲从外边回来，对我母亲说“不好了，不好了！聂耳在日本的海滩上游泳，被淹死了”。当时，我祖母很难过，并说：她妈妈太苦了，他妈妈守寡，当保姆把他养大，他又出事了，他妈妈太苦了。

　　听长辈们讲的这些真实的小故事将会永远铭记在我心中，现在，每当我唱国歌，就会想到无数先烈为国捐躯，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想到田汉、聂耳，他们创作了催人奋进的歌曲，他们已经走了，他们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他们发出的号角正在鼓舞着我们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伟大强国，我们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我们要踏踏实实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强、更大、更好，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作者：司徒恩湄
责任编辑：熊珍